刘贺生命中最富戏剧性的转折便是他称帝又遭废黜的过程。受汉武帝托孤的权臣霍光，在汉昭帝死后急需寻找下一个傀儡皇帝，当时的昌邑王刘贺“有幸”入围，于公元前74年登基。

“清狂不惠”的评价的确不算冤枉。刘贺是带着主持先帝丧仪的任务进入未央宫的。有官员提醒他：按照礼法，刘贺望见都城就应大哭。可刘贺却当着霍光和文武百官的面，回答：“喉咙痛，不能哭。”

进入未央宫的刘贺并不甘于做傀儡皇帝，他手下的人也开始图谋倾覆霍光的权势。短短27天后，霍光发动宫廷政变，称刘贺“行昏乱、危社稷”，将其废黜。刘贺从故地带去的200名臣属也被诛杀。

辛德勇通过《汉书》中的零星记载分析，刘贺失败的原因，正是因为他的“憨傻”、“不精明”。“比如，宫廷政变应该是非常机密的，但他下令把长乐宫的禁卫换了，那是守着太后的人。这样一来，就是逼着霍光动手了，霍光本身就非常精明，不到这一步他也不会动手。大臣废皇帝，怎么粉饰，都是没道理的。”

刘贺之后，霍光又找来与刘贺年纪相仿的刘去病充当皇帝，这便是后来的汉宣帝。同是傀儡，宣帝成为开创西汉中兴局面的明君，刘贺却被霍光扣上“行昏乱”的恶名，黯然离去。在辛德勇看来，“刘贺是更有优势当上皇帝的，不仅长一辈，他还带了200个自己人一同进入未央宫，宣帝基本是孤身一人”。

宣帝的沉稳老辣，正反照出刘贺之“昏”。在霍光专权之下隐忍多年，直至其死后，宣帝才逐渐掌握权柄。可是，“汉宣帝从未否定霍光，因为他知道，如果霍光是非法的，那么他的皇位也是不合法的了”。辛德勇感叹：“霍光大奸大恶却能以大忠大贤的形象留存于清史，便是当时宣帝以此称之、后世复有班固与司马光一辈史家信而从之使然。”

海昏侯墓出土了作为祭祀先祖之用的大量金饼，上有铭文“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等字样。然而，刘贺早已被宣帝规定不得“奉宗庙朝聘之礼”。辛德勇认为，这显示了他依然抱有重返宗庙之祭的幻想，制造这些金饼的做法无疑犯了忌讳，也是他脑子“不太清楚”的表征。

海昏侯墓出土的钱币及金器为汉代考古发掘之最。辛德勇认为，这又与史料记载汉武帝晚年的政治作为与后宫斗争紧密勾连。汉武帝之所以将昌邑这片富庶之地分封给刘贺之父刘髆，是因为宠爱其母李夫人。刘贺被废后，霍光让他继承了作为昌邑王的所有财产。据辛德勇推测，墓中财富的来源就是两代昌邑王在封地的积累。

信史书，还是信文物？

如同刘贺在整个西汉政局中的微不足道，辛德勇早年读《汉书》时，这个人物也从来是个被匆匆略过的人物。直至十多年前，宣帝改元的问题引起了辛德勇的兴趣，刘贺的命运才为他所关注。

这里头还有一桩公案，牵涉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矛盾。王国维曾在一枚斯坦因发现的敦煌汉简中，看到有关于本始六年三月的记录。然而，根据《汉书》记载，宣帝的本始年号仅用了4年，接下来一个年号应是“地节”，所谓“本始六年”应该是“地节二年”。王国维未曾破解这个疑团，只留下“其中必有因”的评断就溘然长逝。辛德勇出版于2013年的学术文集《建元与改元》收录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西汉的几位皇帝根据阴阳数术变换自己的年号。而霍光操纵汉昭帝和汉宣帝的年号，让本该使用4年的年号沿用至第六年。恰好在“本始六年”，霍光去世，汉宣帝亲政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改元。他不仅将公元前68年改为“地节二年”，还溯及既往，将之前的年号全部纠正过来。但已经入土的文献却无法修改，于是便有了那枚“本始六年”汉简。

改元仅仅是汉宣帝与霍光家族旷日持久的斗争中的一次小战役，却让辛德勇对一度与宣帝处境相似的刘贺有了更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