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日本学术界，追求理论解析的倾向特别强，其中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这在日本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更希望通过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来解析复杂纷纭的历史表象，看到历史背后的规律性的东西。这当然很有好处，但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认为：这样的方法也容易让人忽视人这个因素。他认为，人的具体活动还是历史发展中的核心因素。如果你要抽象总结规律，就涉及一个哲学思考，抽象到什么程度？ 我就对我的学生说： 如果你对宏大规律那么感兴趣，那么你在中国研究历史问题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记者： 对新出土文物的研究往往最能引人注目。史学界、文博界往往盼望着早早看到新出土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说，谁先占有资料，谁就能在研究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对于中国考古界的材料公开程度，你是怎么看的？

辛德勇：这个问题很复杂。作为搞历史研究的人，是非常感谢考古工作者的。他们特别不容易，考古发掘的过程中需要分出很多精力应对额外的事物，比如，要会喝酒，要和当地人打交道。发掘过程也十分艰难。符合学术规范的考古报告需要准确记录和整理，对一座大墓来说，考古发掘报告的撰写也是一项庞大工作，所以不可能很快提供所有资料。

整理清楚出土文物之后，不公布内容，其中一项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考古工作者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写考古报告。报告要对所有的发现进行描述，还要画图，真的十分麻烦。有些考古工作者，报告永远出不了，而且这不是个别现象。考古报告的撰写确实不容易。当然，也有一些学校对考古专业学生读书、写作能力的培养不是太够。其实我觉得在考古发掘之后发表的考古简报，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性成果，而我们往往把考古报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评价，对简报的撰写给予的评价却很低。

也有一些考古项目，到了后期，可能已经做好清理和整理工作了，很多材料还是不公开。很多出土文物或是馆藏文物，非得要有特殊关系或是利益交换，才能拿到。这是特别不好的。

记者：海昏侯墓可以说是近十年来大家最关注的考古成果，也有人将其与长沙马王堆汉墓比较。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你如何看它的价值？

辛德勇：不要去比它们的重要性。作为学者来说，重要性只取决于你要研究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仅仅比较出土财富的话，海昏侯墓出土的金器无疑很多。此外，还有一个标准是出土的文字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文字资料是最具体也最准确的，而对文物的解释却往往具有很大的相对性。

就海昏侯墓而言，其文字资料的详细情况还没有公布。我只是看到刘庆柱提到过，说出土的竹简不能和马王堆帛书相比，因为残损相当严重。我相信以刘庆柱的地位能够看到两方面的情况。不过也要看具体针对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要研究《论语》，那么长沙马王堆就没有《论语》的资料，而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有关论语的写本，海昏侯墓则是唯一的了。两个墓等级也是不一样的，马王堆是诸侯王国君主的墓，另一个是列侯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