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墓打开，相关文物近在眼前，辛德勇反倒颇为平淡。“没有特别的东西带来很大的触动和意外，也没有让我感觉文物中体现出来的刘贺与《汉书》中的刘贺有什么不同。”这位被认为是“少数具有深厚文献功底”的“文献派”，总对“颠覆史料记载”这样的话语保持高度警惕。

围绕着海昏侯墓，种种想要一语惊人的推测经由媒体传播，越发夺人眼球。辛德勇担忧这会对公众产生误导。“在北京做展览，以及积极地宣传，这项工作是非常好的。不过，我觉得，有些问题的解释要慎重、严谨一点。”

比如孔子的出生时间、制作蒸馏酒的年代、刘贺的真实人格等，都曾被热议。海昏侯墓出土的铜镜，背后铭文记录的孔子生年与《公羊传》、《穀梁传》等不同，有人便称考古实物改写了孔子生年。但在辛德勇看来，从时代上看，《公羊传》、《穀梁传》这样的传世文献，成书时间远比刘贺下葬的年代早。同时，从典籍的权威性看，《公羊传》、《穀梁传》等也都比这面铜镜背后的铭文要权威。

去年3月，考古工作者公布了墓中乐器、两周青铜器以及一些儒家经典简牍等发现。部分专家由此猜测：刘贺实则为情趣高雅的正人君子，《汉书》等典籍中的“动作亡节”、“清狂不惠”之说，仅为霍光等人的诬陷。辛德勇觉得，这样阐释文物，同样是脱离了史书提供的历史背景。儒家经典本就是皇室子弟的基本必修科目，在墓中发现这些典籍，并无任何特殊之处。

还有对墓中出土青铜器改写蒸馏酒制造历史的推测，在辛德勇看来更是有悖常理。“关于蒸馏器的推论，社会公众肯定相信。但绝大部分人喝酒会有瘾，这种技术是绝对不会轻易失传的，又怎么会1000年以后要重新从西域传入蒸馏制酒技术？”

“总的来说，考古新发现，大都只能起到补充细节的作用，通常很难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做出根本性改变。”对史料的轻率否定，其实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娱乐化倾向。辛德勇坦言，自己并不知道这些推论公布的具体场景。“或许当时考古工作者是有其他语境的，但站在新闻工作者的角度，特别希望以吸引人的方式来引用。这还是整个文化生态的问题，如果有层次比较高的媒体来严谨地处理这些问题，我想层次比较高的人也会选择这样的媒体。这里面也有一个受众习惯的问题。” 学术界也同样有着追逐、迷信新出土文物的风气。近年来，“新材料、新发现、新方法”成了很多学术会议的标题。辛德勇感叹，新出土文献大家抢，因为总能出成果。其实真正的疑难，过一万年也总有文章可做。有人看不出来，只是因为没花功夫。“很多人觉得，谁聪明谁就能看到问题。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谁更花笨功夫，谁能发现问题。让人把学问做好的，不是什么神秘的方法。越不想花力气的人，越希望走捷径。”

记者：结合刘贺在史书中的“不良记录”，很多人认为，“海昏侯”的“昏”字是个带贬损意味的称谓。学者王子今先生也发表《“海昏”名义考》，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指出：“海昏”起初并不是一个地名，“其含义应有特别的政治象征意义”，是对刘贺才干和道德的否定。你在书中也对“海昏”地名的由来做了考证，能否再谈谈你的观点？

辛德勇：“海昏”只是地名。霍光专权多年，皇室成员无疑对他非常不满。而在霍光专权下才有汉宣帝继位，在这个情况下，以汉宣帝的精明，会尽量安抚宗室，没必要引起新的反感。我不同意王子今先生说“海昏侯”是个侮辱性的称呼，就是这个道理。刘姓皇子为贵族阶层，所谓“刑不上大夫”，无论如何，沉稳、老辣的宣帝不至于这样侮辱皇室成员。

记者：你的研究兴趣广泛，《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中国印刷史》都是近年来的重要学术著作。在开始下一个新问题的研究之前，写这样一部历史人物传记有怎样的考虑？

辛德勇：现在很多历史研究，都给人一个抽象的概念，研究抽象的历史问题。但构成历史的恰恰是人物的具体行为，很多学者好像不屑于写这个。大量的戏说历史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更通俗化的东西会更受到关注。对这些戏说，历史学家往往不能正确认识它，而是给予讥讽和打击，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这样层次的内容。但是中国缺少既具有学术性，同时论述的问题也能让大众感兴趣的内容。我读过一些日本的书籍，日本一流学者往往会不同程度地写一些人物传记。比如，中国有名的秦始皇、汉武帝、吕后、刘邦，这些传记日本都有，而且不止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