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书画的玉别子

6件被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起初在佳士得并没有达到一致的认同。江炳强为这些作品做了细致和深入的研究。“我曾将 6件作品跟《石渠宝笈》的记载做了核对，这几件作品多收录在《石渠宝笈初编》中。《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比较早，所以对其纪录往往是画作当时的状态。但这些作品上面的题跋和印章有的是乾隆六十几年、七十几年时再题写或再钤盖的，个别印章甚至是乾隆当了太上皇之后才盖上去的，所以可以想象，这批东西应该是乾隆比较喜欢的，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可能有民国作伪之嫌。如果民国仿，反而是应该按照《石渠宝笈》的原样来做。不会画蛇添足的去做乾隆六十几年和七十几年的跋，况且没有母本，皇帝的跋也非一般人能编制出来。”江炳强非常欣赏日本人做事一丝不苟、严格谨慎的风格，“他们非常细致，为防止玉别子被碰坏，把包装上的别子全部拆解下来，进行独立包装，并且将哪个别子对应哪幅画都做详细记录。如此这般，这批东西基本保持了在宫中的旧貌。”江炳强在翻阅检查画作时，还在箱子底部厚厚的包装纸中发现夹带了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勃然大喜：居然是醇亲王的管家在民国四年写的，记录了这批东西卖给山中商会的实情，据此，画作的被石渠宝笈著录已铁板钉钉。”

关于作品的流转漂流，江炳强提出了他的考证：“山中商会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古董商，在纽约、日本都有店，中国非常多的古董都是通过他们倒出去的。醇亲王的管家写明把这6幅作品卖给山中商会，然而更有趣的是，这批东西可能并不是醇亲王的。我阅遍所有作品，找到了6幅作品中有4幅钤有恭亲王的印，但醇亲王的印却踪迹杳然。所以我猜测这批东西很有可能是宫里赐给恭亲王的。因恭亲王与醇亲王是堂兄弟。所以我想这批东西很有可能是恭亲王委托醇亲王帮他售出的。到了民国时期这些王公贵族都已没落，但又不愿意改变以前的生活方式，就只有靠出卖艺术品来勉强支撑。上述都是推测，具体这批东西何时候从宫中流出，又与恭亲王、醇亲王有什么关联，在史实不祥的情况下只能靠推测了，但最终由醇亲王卖给山中商会已证据确凿。并且藤田艺术馆从山中商会处购得这批东西还保留有原始收据。”

说到原始收据，江炳强有话要说：“如果你看图录，我在每个lot号那都有标注，是不包含原始收据的。只能有彩色复印件。显然买到的人肯定都想要原始收据，但6件东西被一个人买到的概率极低，都找我来要收据可怎么办。所以先在图录上标清楚了。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好这个收据要怎么处理，不行的话，我估计只有拿出来单独拍了。但是万一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没买到画，买个收据。你们有画，但是收据在我这。那就有意思了!”

相比书画的流传清晰，佳士得专家对这批青铜重器的身世却难说其详。有消息称藤田博物馆于1940年前购入了这批藏品，更精确地说应该是战前。但是更具体的资料：比如这些器物何时出土?何时被卖到日本?……则终成难解疑团。据此，面对远古宴享和宗庙祭祀祖先的礼器， 笔者也只能稍着笔墨。然这些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的青铜瑰宝的市场表现仍然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