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自清末以来的发展，可谓名家辈出，豪杰竞起，俨然成为我国书法史上一大高峰。究其原委，一曰“变”，二曰“通”。

所谓“变”者，即有时势之变，亦有碑帖之变，二者由二而一。清末以来，国家积弱，民生凋敝，实为“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当时的学者，或求于邃古之文史，或吸收外来之思潮，力求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格局。

而所谓“通”，则需归功于民国以来政治和思想上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同的审美可以共同存在，新与旧、中与洋或则取长补短，或则相争不让，所以艺术园地里便有一种百花齐发的生态。

晚清碑学五家：沈曾植、吴昌硕、康有为、赵之谦、何绍基

在书法方面，作为官方正统审美的帖学一路，从乾嘉以来已经为许多金石学者所诟病，到了清末的时候，这种批评则更加的严峻起来。包世臣《艺舟双楫》及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两书的尊碑论调，无疑为碑学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于“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所以晚清书法上总的面貌是趋向雄强的，而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在审美上非常的多元。列举几位晚清书法大家，或许会让我们更清楚的看清这一时代的精神特质。此次匡时“畅怀——晚清碑学五大家书法夜场”集五位书家之精品，以馈藏家，亦希望与有志者一道，为弘扬书艺尽微薄之力。

沈曾植被誉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中国大儒”。字如其人，所以沈曾植的书法也是孑然独立的。一直备受学者、书家的推崇，影响甚远。当代著名书家于右任、谢无量、罗复堪等都受其影响，王蘧常更是乙盫先生的入门弟子。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乙盫先生治学广泛深入。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说：“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以治一切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于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于戴、錢。”。弘深精微的蒙养是沈乙庵先生书法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