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项元汴的定价看明代书画的定价特点

项元汴喜欢在书画作品后面记上“其值××金”，被孙承泽取笑为“俗甚。”然而，正是这个“俗甚”的项元汴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书画定价标准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此外，需要纠正孙承泽的是：项元汴的记语“其值××金”，不是“所买价值”，而是他的定价。

笔者选取项元汴的标价来分析当时书画定价的特点，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同一个人的定价标准比较统一。其次，作为当时声望最著的收藏家，项元汴对当时的书画交易价格应该相当了解。从项元汴的定价来看，当时书画定价有如下特点：

其一，尺幅大小并非主要定价标准。清代书画家郑燮定过一个润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基于此，许多人认为：尺幅的大小自古就是书画的主要定价标准。但是从项元汴的定价来看，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在明代不是这样的。以王羲之为例，项元汴为他的4件作品标过定价，这4件作品可以查到尺寸的有2件，都是行书，即《瞻近帖》和《平安、何如、奉橘三帖》。从字数上看，前者70字，后者53字，项元汴给前者的标价是2000两银子，给后者的标价仅200两银子。相差如此悬殊，显然不是单纯以字数为定价标准的。而从尺幅看，后者又大于前者。很明显，在定价时，尺幅的大小并非主要考虑因素。

其二，山水画定价高于花鸟画定价。据《长物志》说：“画，山水第一；竹、树、兰、石次之；人物、鸟兽、楼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即山水画是最被看重的。从项元汴的定价标准来看，同一作者的山水画定价远高于花鸟画定价。以元代画家钱选为例，项元汴为他的两件作品标过定价，一幅山水，标价30两银子，一幅花鸟，标价10两银子。两幅画的尺寸大致相同。山水画的价格却是花鸟画的3倍。

鉴藏家心目中的书画价值标尺

李日华是明代后期著名的鉴赏家与收藏家，长期的书画购藏经历不仅炼就了他区分真赝、评判甲乙的如炬目光，也在他的心目中形成了一把价值标尺：

“余因戏为评古次第云：晋唐墨迹第一，五代唐前宋图画第二，隋唐宋古帖第三，苏黄米蔡手迹第四，元人画第五，鲜于虞赵手迹第六，南宋马夏绘事第七，国朝沈文诸妙绘第八，祝京兆行草书第九，他名公杂札第十。”

这把标尺包含如下内容：其一，大体沿用了根据创作年代早晚、艺术价值高低来确定书画价格的定价标准。其二，同一时代的书画作品，画价高于书价。如“宋图画”位列第二，而“宋古帖”与“苏黄米蔡手迹”则分别列于第三、第四。其三，南宋院画家马远与夏圭的作品价位较低，这可能是受粗疏草率的浙派末流连累，因为浙派画家主要师法马夏。在为明代书画家陈道复的一幅草书题跋时，李日华写道：“今人重古蔑今，留五百年后酬善价。” “重古蔑今”是对明代书画定价标准的概括。

弄清明代书画的定价标准，再以之作参照，去分析纷繁复杂的书画价格，我们就会无往而不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