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 《聚瑞盈馨》 20世纪50年代  香港苏富比供图

并未脱离中国现代美术进程

虽然长期旅居在国外，但常玉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母体文化，也从未缺席过中国现代美术的进程。他时刻关注着国内的艺术形势，与一些志同道合艺术家保持着交流，和国内兴起的一系列前卫的艺术运动有着互动。

常玉参与中国现代美术发展进程的主要方式包括：其一，与友人的书信来往，通过与他们的思想交流间接地影响中国现代艺术思潮；其二，在当时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艺术类期刊发表刊登发表作品；其三，邮寄作品回国参加一些“前卫性”的艺术展览。1927年，常玉应刘海粟之邀寄作品回国参加“天马会”的最后一次展览，其现代性的画风很快赢得了众人赞赏，以至于当时国内很多有影响力的期刊杂志争相刊登其作品。

1932年，以庞熏琹为首成立的决澜社，其艺术宗旨也与常玉的的创作理念有很大程度的契合，这从决澜社社员倪贻德所撰写的《决澜社宣言》便可以看出。决澜社以力挽狂澜之意命名，其在中国进行的艺术实践与当时西方各现代流派前卫的艺术实验几乎是同步的。决澜社在国内先后举办了4次展览，身在法国的常玉虽不是社员，但他曾多次受到邀请，并邮寄作品回国参展，很多社员也深受常玉和巴黎画派艺术风格的影响。可惜的是，决澜社于1935年因抗日战争、时局动荡而被迫解体。虽然仅存在4年，但决澜社在中国绘画界声势浩大，掀开了中国的美术运动的新篇章，作为盟友的常玉，对决澜社在国内进行的一系列前卫的艺术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促动作用。

在艺术创作中“绽放”自我

与同期旅法艺术家比较，徐悲鸿提倡通过现实主义的再现性唤起人民的救亡意识；林风眠、刘海粟等提倡借助现代主义的表现性解放国人陈腐的思想，庞熏琹则希望通过艺术上的集群结社来扩大社会效应，虽然各自提出的“路径”不同，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显然都是基于民族大众，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不像上述艺术家一般关心民间疾苦，常玉给人的感觉总是慷慨洒脱、放浪不羁，因为他关注的更多的是自我生命的本体。他曾感言：“我们的步伐太过时，我们的躯体太脆弱，我们的生命太短暂……”在他看来，怎样活出真实而完整的自我，怎样在艺术创作中充分“释放”和“绽放”自我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和价值所在。虽不及徐、林之辈胸怀天下，但无论对生活还是对艺术，常玉都能保持着一份最真诚的执着和最纯粹的坚定。正如西方现代艺术先锋杜尚所说：“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杜尚和常玉虽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却有着如此相似的价值观念，两人都可谓是对自由精神的不断求索者，而这份对“自由”的坚定追求，正是常玉执着留在法国的原因。

然而，漂泊在异国他乡的游子又怎会不思念自己的祖国呢，所以，一只小小的磁州窑瓶子、一块朴素的川蜀桌布、一个不起眼的中式花盆，于常玉来说就是整个中国。这便是常玉在艺术上的价值取向，即通过“本我”最真实、最完整的“绽放”来表达其对“大我”的永恒敬仰和尊重。

尽管晚年的生活穷困潦倒，尽管被美术史长期边缘化，常玉却能始终坚守自己的创作理念和艺术信仰，他是一个敢于以生命和尊严来捍卫自由的真性情的创作者，更是一位值得国人乃至世人永远铭记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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