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1900-1966）

“我的生命中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画家。”

——常玉

“他从不拒绝各种宴请而常常拒绝卖画，人家请他画像他约法三章：一先付钱、 二画的时候不要看、三画完拿了就走，不提这样那样的意见，同意这三个条件就画，不能实行这三个条件就告吹。”

——庞熏琴

常玉《红底白菊》北罗芙奥2017春拍专场 2.8亿台币（人民币6300万）

近年来，艺术家常玉及其作品无疑是艺术市场的一大焦点和热点。2016年11月26日，正逢常玉逝世60周年，其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幅《瓶菊》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中以1.03亿港元的高价成交，成为常玉第二件破亿元的作品。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如今名声大振、举世瞩目的常玉从生前到逝后数十年却备受冷落。

美术史上的“缺席”

所谓“缺席”，是指本应占有一定席位，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出现在应有的席位上。之所以说常玉在美术史上“缺席”，并非指其未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常玉就是这样一位个性爽朗、风格独特、成就卓越，本应被历史所铭记的艺术家。

时空疏离——难以引起本民族的重视

20世纪初，为寻求中国艺术的出路，广大青年画家纷纷响应文化界领袖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的号召，踏上了出国留学之路。当时，作为全球艺术中心的法国巴黎，成为了留学群体的首选。第一批赴法的中国艺术家队伍庞大，其中包括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庞熏琹、潘玉良、常玉等。

初来巴黎的几年，家境富裕的常玉可以说将一个纵情恣意的浪子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整夜泡在酒吧中喝得烂醉，与周遭的女性纵情地谈天说地，兴致来时，拿起随身的毛笔将对方曼妙的身形迅速勾勒，这种“波西米亚”式的奢靡可谓是常玉的生活常态。

而后，因为老常家的家族事业在国难中不断受挫，常玉渐失经济来源，生活愈发拮据潦倒。纵使如此，常玉也不会像其他留学生一样丝毫“吝啬”口袋中的法郎。他出入高级餐厅、去各地旅行、花高价雇模特儿，稍有钱财便立刻散尽，始终奉行着“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学有所成之后，留法学子大都风尘仆仆地踏上归国之路，以求在救亡图存的艺术“战场”上大展拳脚。他们在国内组织了一系列的艺术运动，掀起了一场场艺术思潮，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以及艺术教育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常玉却选择“偏安一隅”于那个遥远而浮华的城市，这一留便是整个后半生。

常玉曾有两次回国经历：一次是参加好友婚宴，另一次是处理家产继承相关事宜，但均来去匆匆。可见，若非到关键时刻，常玉是不愿意回国的，他甚至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就提到“即使在外讨口也不回来”，态度十分坚定，这种选择显然难以受到国人的理解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