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石磙的打谷场

周宝珠还对图中 170 多棵树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现许多柳树已吐嫩绿，部分杂树有的刚吐嫩芽，有的还是光秃秃的，正是清明节前后的景色。

“春景说”和“秋景说”的支持者还有其他论据，总之，他们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关于《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景色，海外学者瓦莱丽·韩森及刘和平标新立异，提出“四季景色说”认为该画不能归结于某一个具体季节，而是从春到冬四个季节。

如果“清明”没有清明时节的含义，那它指的是什么？

邹身城认为此画描绘的是秋景，“清明”在这里应该理解为“清明之世”，是作者对太平盛世的称颂之辞。孔宪易提出“清明”应作地名“清明坊”解，根据是当时东京城划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郊区共划分三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

不仅“清明”二字有诸多说法，研究者对“上河”的解释也莫衷一是。周宝珠等人认为“上”有“去、到”的意思，“上河”即上河市，与今天我们说的上街是同义，这种解释与画中所表现的繁华沿河街市相吻合。包柏成等人则认为“上”是一种尊称，如同古代称京都为上京，图中所绘既然为汴河，那么“上河”二字即为汴河之尊称。还有人认为“上河”指汴河的上游或逆流而上。   

张择端到底出生在何时？

长期以来，关于张择端的生活时代与《清明上河图》创作时间也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至今仍未达成共识。

关于张择端的身世，仅有的史料就是北宋灭亡60年后，金朝人张著在《清明上河图》跋文里留下的几句话：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

由于史料缺乏，有人甚至怀疑是否存在张择端这个人。对于这幅画作于何时，人们有不同的观点，因为没有人能确定张择端出生的年代。

承认张择端乃北宋人是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但他们之间对于张择端生活在北宋哪一个皇帝在位时期也有不同说法。郑振铎提出张择端约生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清明上河图》是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完成。曹星原在《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一书中认为该画更可能完成于宋神宗在位时期。因为《清明上河图》的风格、手法远不同徽宗朝宣和年间画院（古代宫廷设置的绘画机构）中形成的脍炙人口的“宣和体”。

所谓的“宣和体”是以山水、花鸟、宫室台阁为题材，强调明丽、典雅、富贵，极大程度地体现出以艺术显示宫廷之壮丽的特点。《清明上河图》无论从题材还是画法上都与徽宗时期的“宣和体”格格不入。

让人困惑不解的是，北宋徽宗时期下令编撰的《宣和画谱》，既没有出现《清明上河图》，也没有张择端的名字。《宣和画谱》有二十卷，共收录了晋代到宋代二百三十一位画家的六千三百九十六幅作品。为何独独遗漏了不该遗漏的名家名作呢？

因此也有一说认为，在北宋灭亡后，南宋人因为怀念北宋而描绘出《清明上河图》。明代著名的文人董其昌就持此说，在其《容台集》中如此写道：

“乃南宋人追忆故京之盛，而寓清明繁盛之景，传世者不一，以张择端所作为佳。”

今人持张择端乃南宋人之论者也主要依据这条史料，但是明人董其昌为何如此推测仍然让人费解。

再者，前面提到张著的题跋，因为张著是金人，也有人由此类推张择端是金人。然而，如果张择端是金人，不可能对北宋京城开封如此熟悉，到金朝时，开封的繁华早已被摧残殆尽，只能完全靠传闻或者记忆创作。      

繁华背后到底有何深意？

一般认为《清明上河图》主要表现的是北宋首都汴京漕运繁忙、街市繁荣、经济发达的盛世图景。但有学者提出质疑，指出此画主旨另有深意。

邹身城判断张择端主要活动年代约在北宋徽宗、钦宗与南宋高宗在位时期。此时期北宋经历靖康之耻，中原人士纷纷南迁，高宗建立南宋。张择端亲历战乱，见到汴京如何一夜之间摧残破败。感怀故都的张择端，画出汴京当年的盛世图景以反衬侵略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现实，激发人们保家卫国的爱国情绪。

周宝珠认为张择端在北宋末年，战争阴云密布时刻作此画，绝不是寓意政治清明、天下太平。而恰恰相反，张择端是在风俗画的妙笔下，部分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贫富悬殊，暴露了金人入侵前夜统治者的某些危机。

曹星原的看法则更不一般。她从美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认为一件作品的中心，往往表达了主题。《清明上河图》的中心部分表现的是当一条船正在逆流通过虹桥时，在急流中失控。此时，无论是桥上、河边的过往行人，还是船上的男女老少，众人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努力控制局面。如果是歌颂太平盛世，则不会在图画的中心出现这么惊险的一幕。她提出《清明上河图》表达的是：北宋中期虽然突发社会风暴，但是漕运及沿河市场的兴盛，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经济的繁荣，以及宋神宗秉持的“上善若水”的安民治世理念，使得社会得以有转圜余地，因此如船上的人齐心协力控制失控船只的寓意一样，举国上下应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