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六：《陶冶图册》

大家所熟知的著名清代陶瓷工艺专著《陶冶图册》，是由清唐英撰文，孙祜、周鲲、丁观鹏作画（图六），成书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末页款识:“臣孙祜，周鲲，丁观鹏恭绘”。铃印:臣观鹏恭画。小楷制瓷细节末页款识：臣戴临敬书。

此图册在宫廷画师孙祜、周鲲、丁观鹏精妙的笔触之下，完整地重现御窑厂的生产规模，艺匠各司其职，分工细密却井然有序。三位画家中，孙祜供奉内廷，周鲲在如意馆当职，丁观鹏任职于南薰殿，三人各有领域，在官方的指示下共同合作以完成《陶冶图册》。对照档案可知，乾隆三年，皇帝交下《陶冶图册》二十幅，指名要“唐岱画树石，孙祜画界画，丁观鹏画人物”。乾隆八年，有《陶冶图册》完工，皇帝传旨唐英，请他就图画的内容逐一地编排次序，详细地写出每一个步骤。同年，唐英即在奏折中回报他为《陶冶图册》所作的文章，最后再由宫廷书法家戴临执笔抄誊，以装裱成图文并茂的画册。

从陶冶图册的绘制档案可知，孙祜、周鲲、丁观鹏三位宫廷画家曾在乾隆八年以前到过景德镇实地考察过，才绘制出写实的制瓷记录画册。虽然三位画家在景德镇停留时间不详，但应该不会太匆忙，应该足以让他们充分了解到整一个制瓷工艺流程，同时，作为画师，他们参与御窑厂瓷器绘画制作也属于正常之举。

基于以上史料可推定，乾隆初年清宫画师确曾来访景德镇御窑厂，而来访景德镇的宫廷画师，在宫里与郎世宁多有合作经历，也熟知郎氏画法之技术。他们完全有条件和技术参与瓷器的创作，此式橄榄瓶应该出自这些宫廷画师之手，烧制于乾隆八年以前。另外，从器物的青花、胎釉特点皆指向其烧造年代为乾隆初年，器物的烧造时间与宫廷画师到访的时间也相吻合。

对于宫廷画师而言，在景德镇创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适合瓷器制作的特性，由纸本移至瓷坯之上，绝对是一次全新的创作，毕竟颜料与物理性能截然不同，例如本品青花在不同的物体之上如何使用，方可达到艺术效果佳妙的结果，这绝对需要设计者具备良好的绘画技能和艺术鉴赏水平。由于宫廷画师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深厚的技艺，加上得到唐英的指点和配合，短时间内适应并掌握瓷坯上绘画的技巧，运用自如，是可以做到的事，但是，往往擅长绘画者，书法功底薄弱，因为术业有专攻，短时间根本没办法改变，如果宫廷画师瓷坯绘画一体完成，不需要借助专业写款者，那么他自己来写款，本来就是生疏，加上器物宏大，瓷坯易碎，底款篆体想写得一如之前官窑款字规整标准，是非常困难，即使宫廷画师努力写好，亦不会有专业书款者的水平。因为青花款是直接写在没有入烧的瓷坯上，书写青花款字的笔是特制的毛笔，笔端细尖，想达到运笔顺畅，没有几年苦练，是不可能掌握的，特别篆体款，非常讲究结体端庄，笔道匀净，一气呵成，没有回笔，不能修改，这与釉上的矾红篆款不同，后者写得不好，可以擦掉，可以回笔，反复修改，所以，瓷器写款，一直是一个独立而且重要的工种，非专业人士不能胜任，所以这就形成本品绘画与底款水平差距悬殊的真正原因。

明清之际的西画东渐，起于耶稣会士来华活动。特别至康熙一朝，在清宫院画中，西画东渐则形成更具规模的高峰。其中以西方传教士画家郎世宁和王致诚为代表的新体画派，逐渐构成与娄东派、虞山派传人一派和唐岱、冷枚为首的参照西画技法一派相并立的艺术势力，而且随着雍乾时期的院画发展，郎世宁的所倡“折衷主义”新画体影响力日益增加，深得皇帝钟爱，并逐渐形成了清宫院画的主要格调之一。清宫对西洋艺术的推崇同样清晰地体现在御制瓷器之上，珐琅彩、洋彩等洋溢着西洋气息的新品类更是清宫御瓷的瑰丽名瓷，各式巴洛克风格的纹饰在瓷器的装饰中极为流行。后至乾隆时期，御瓷珐琅彩的装饰主题颇为流行是以西洋油画技法绘画西洋人物，在此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类似本品这样的融汇古今、中西结合的事例就不足为奇。稚拙的写款亦反证宫廷画师全程参与瓷器创作绘制，一段特殊史实的见证者。

因此，本品可贵之处正在于见证一个时代的文化激荡与中外文明之交融，所具备的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是无法代替的！本品的出现正好为清宫艺术史的探索提供一个佳妙的范例，启迪我们必须深入发掘雍乾之际宫廷画师与御窑厂之间的互动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