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

大千西归的消息立即成为后方新闻，闹得西北沿途动静很大。许多喜欢热闹的市民还有政府官员、缉私警察、报馆记者都对这支取经队伍格外关注，他们感兴趣的原因多种多样，大多与艺术无关，而与负面的社会传闻有关。因为自从张大千赴敦煌面壁以来，社会上关于画家的负面新闻和小道消息一直爆料不断，诸如“盗窃国宝”、“破坏敦煌壁画”、“走私文物”等等爆炸性新闻和话题屡屡占据报纸显要版面。

还在画家第一次进入敦煌考察之际，曾在洞窟中发现一只裹着“告身”（即古代官府任命文书）的人体断肢木乃伊，经研究确认为风干状男性右手。通过“告身”文字可推断其为唐代一位名叫李君义的征西将军，因遭奸臣诬陷作战不力愤而斫手明志，因此它应是一件珍贵的唐代文物（包括告身在内）。但是不久外界便有鼻子有眼地传出消息称，缉私警察在张大千三太太杨宛君行李中查出裹着告身的木乃伊文物。

于是“盗窃国宝”的流言不胫而走。

有关这段无头公案的事实真相，除画家本人公开声明予以澄清外，并无官方言论予以说明。倒是后来出版的台湾有关史料表明，大千离开敦煌返川前夕，适逢“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张大千亲手将唐代木乃伊、告身以及经卷残片一并移交首任所长常书鸿。但是有关“张大千盗窃国宝”的负面传闻并未就此消散，它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鬼魅阴影跟定画家，直到多年后还为一些小报提供消遣谈资。

大千远赴敦煌期间有求于人的难处甚多，无论衣食住行、安全警戒、民工征集、饮水燃料运输、粮食蔬菜肉食供应以及采买材料看病救急等等，大都离不开当地政府支持。当时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安西、张掖等地远离中央政府，但是县、区行政机构建立完备，国民政府任命的各级官员也都到位行使权力，按理说国家权力的链条当在正常运转之中。

抗战之初的张大千画名在外，京、沪画界已有“北齐（白石）南张（大千）”之说。名气是把双刃剑，它带给画家红利的同时也难免为盛名所累，其一大烦恼就是应酬不暇。官员索要字画，俗称留“墨宝”，你能不给面子么？每到一地，如不留下字画你能走路么？其实画界有条不成文规矩，“索人字画等于抢人”，因为画家靠写字卖画为生，你去白吃白拿人家字画不等于抢人么？可惜多数官员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以为画家有求于己，所以专门指名索要字画。一旦索画者众多，画家如何应酬得过来？所以许多画家都在自家门上贴出明码实价的“润格”，等于抢先将白吃者的嘴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