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有志于书者，首先必以前人为师，以古法为宗，这是研习书法的基本概念。但模拟而不出他人之面目，不能体现个性与修养，即难产生独特的艺术美感，此所以书道因人而重也。中国传统书法十分讲究一个书家的性格、人品与其学识修养与作品相一致的问题。所谓“书者如也，如其人，如其学，总之如其人也。”宋代黄庭坚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可见艺术境界与社会伦理道德关系至密。它要求书家有多才多艺的造诣，即须通经理，精诗词，谙文章。盖经理可以启灵性，诗词可以发情致，文章可以养气韵。其书卷之气自然洋溢于字里行间。王阳明为一代儒宗，首倡“知行合一”“致良知”学说，并亲自创书院，讲学重教，注意“行”的作用，强调“事上磨炼”的修养功夫，形成了阳明心学体系。他的学说与修养无疑对其本人的书法创作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而作为王阳明的性格、人品、修养与其所追求的书法审美特征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他的楷法沉着清劲，风骨峻迈，显得端庄高雅、行笔有神融气贯之感。体现他性格庄严、谨重、朴实，志趣高洁、超凡脱俗的情操。而其行草笔意清新、瘦劲坚挺、随意为之而无飘浮之嫌，又仿佛如见他壮年性情豪放不羁，有劲健真气行乎其间。明代朱长春评王阳明书说：“公书法度，不尽师古，而遒迈冲逸，韵气超然尘表，如宿世仙人，生具灵气，故其韵高冥合，非假学也。”这可以说是“书如其人”的一个很好说明。但王阳明毕竟以儒著名，又一生处在政治斗争漩涡之中，致使其书法在点画变化上难免有呆滞之弊。但正由于阳明在人品、气质、学养上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他的书法在章法、用笔上自然天成，和谐统一，无故作姿态、哗众取宠之意。具此种自然造化之功，故其书能进入至高境界。

书者，固其心画也  

阳明先生的事业成就，古来罕有其比，书法固其余事。但在阳明先生本人，却事之以恭谨庄敬之心，而以之为凡事皆在心上学的实践工夫。

阳明先生之学，原心性之本体而贯通天人之本原之学也，故谓之心学。这一心学的核心要义总括于“致良知”三字。若论“良知”之义，虽万语千言而未能穷尽，但若摄末归本而论其实际，则良知即是道，即是明德；“致良知”即是“明明德”。

把吾心所本然具足的良知，也即是得之于天而以“明德”存在的心性本体，经由个体现实生活的实践而将之原原本本地落实于现实的交往世界，从而使人格得以完善挺立，人道得以完满实现，事业得以浑然成就。“致良知”即是每一个人关于自我的存在性及其存在之意义与价值的证明方式。正因为“致良知”的实质是关于人的生活实践的，所以良知的体现就总是落实于实地践履的。就人的现实存在的多维面向而言，在一般的宽泛意义上生活的全部面向，洒扫应对、待人接物、观书独处、闲居静坐，皆无非“致良知”的用功之地。正因此故，则个体一切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实践，皆无非是导向良知开显的日用工夫。

阳明先生的事业成就，古来罕有其比，书法固其余事。但在阳明先生本人，却事之以恭谨庄敬之心，而以之为凡事皆在心上学的实践工夫。钱德洪编《阳明先生年谱》记载阳明先生在其岳父官署中练习书法之事：“官署中蓄纸数箧，先生日取学书。比归，数箧皆空，书法大进。先生尝示学者曰：‘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后与学者论格物，多举此为证。”阳明先生因练习书法而体会到“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以之为“格物致知”的实功，而其练习之法，则“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犹文与可之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然后落笔，则纵横点划，或成铁划银钩，或为凤翥龙蟠，笔底风云，云气象万千。

因此在阳明先生那里，所谓书法，不过是其心灵意象的直接抒写而已，所以从他的楷书之中我们可以体会其心灵的大中至正、端简庄严；从他的行书之中，我们可以体察其心灵的秀发天真、灵动自如；从他的草书之中，我们可以洞达其心灵的潇洒廓落、圆融胸次。书者，固其心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