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黑石号”帆船模型。

↑因为瓷器，铜官再次迎来春天。　　石竹 摄

　　·        

→铜官窑，瓷泥的魅力。　　磊鑫 摄

　　·        

从“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水的“石渚草市”题记碗。

具有独特风格的铜官窑瓷器。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提供

远远地看去，以褐色为主色调的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就像一件巨大的铜官窑瓷器。前日，记者前往预计5月开放的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实地采访，一睹神秘的“黑石号”商船及其去年12月底从海外回归的162件“黑石号”文物的芳容，领略了积淀千年的土火之艺、彩韵唐风……　

“黑石号”出水的5万多件长沙铜官窑瓷器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为“中国制造”经典

近20年来，“黑石号”的故事就像谜一样在长沙流传。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是怎样一艘船？它究竟装载了什么样的货物？它的打捞又有哪些故事？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人民日报》原驻印尼、新加坡的记者丁刚，前些年，丁刚曾经多次到打捞“黑石号”的海域采访。

那是1998年一个平常日子，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海域勿里洞岛的渔民，像平常一样潜入海底采集海参。那一片海域位于两岛之间，形状有点像漏斗，海中有丰富的鱼类资源，更是盛产海参。“不过，这次渔民从16米深的海底打捞上来的不只有海参，还有一个混身长满了海藻和珊瑚的陶罐。”

一个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精彩传说就此渐渐被证实。

当时，闻讯赶来的是在印尼从事沉船文物打捞的德国人蒂尔曼·沃特法。潜水员在大片黑色珊瑚礁下，发现了一艘沉没的古阿拉伯商船，并为之命名“黑石号”。随着打捞的进展，6万多件珍贵文物从海底“浮出”，“其中90%以上为陶瓷物品，以湖南长沙的瓷器为主。除此以外，还有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的白釉绿彩瓷和浙江越窑的青瓷等，种类丰富……另外，船上还有30多件铜镜和一些金银器具。”

经进一步清理，船上共发现的67000多件文物均为中国唐朝生产的“货”物，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56500多件瓷器均产自长沙铜官窑，占比84%以上，“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时代出土的文物都没有出现过数量如此惊人、保存如此完好的长沙铜官窑瓷器。”多年以后，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兴国接触到了“黑石号”上部分长沙铜官窑瓷器，不禁惊叹。

“这批长沙铜官窑瓷器虽然在精致、细腻上不如越窑，但胜在器形多样、装饰丰富、色彩鲜艳，并且蕴含着明显的‘洋文化’。”张兴国介绍，其器形以碗为主，其次是执壶，此外还有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生肖等瓷塑。有的瓷碗带有生产时间的铭文，确定了沉船的时间为9世纪上半叶；有的瓷碗上还写有说明产品用途和产地的文字，带有广告语性质；还有不少瓷碗绘有花叶、莲蓬、飞鸟、摩羯鱼纹等图案和《古兰经》铭文，符合阿拉伯人的审美情趣，“不难推测，当时的长沙窑已经为适应西亚市场需求而调整了自身产品的特色。”

“黑石号”的打捞被考古学家称为20世纪末最重要、年代最久远的深海考古发现之一。“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论称，这是一次千年前‘中国制造’的集中展示，出自湖南长沙的瓷器更是其经典。”丁刚介绍，“黑石号”系阿拉伯人在东非、阿拉伯、印度沿岸使用的双桅或三桅三角帆船，对“黑石号”的打捞，证实了早期阿拉伯世界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谭海迪告诉我，‘黑石号’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中国与西亚之间确实存在一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丁刚说。

“黑石号”文物神秘之问，长沙铜官窑瓷器为代表的“中国造”述说“世界经济强国之路”

新加坡学者柯宗元在传给丁刚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指出，此前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材料极少，大多只是传说，或者是出自欧洲早期的文字和口头流传，或者是在印度的古典文学作品中被提及，或者是东南亚发现的石碑上有些许记载。“黑石号”的发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可靠证据，并将这一海上航行线路的开通推到了唐朝。

丁刚在泰国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查到的数据表明，唐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印记”越来越丰富。截至2017年底，东南亚国家已经打捞出沉船的地点共有100多处，打捞出的沉船有200余艘，大多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所发现。这其中，菲律宾最多，为41处，印度尼西亚27处，泰国23处，马来西亚17处，越南10处。“这200余艘沉船，恰似一个庞大的多国舰队，从历史的深处驶向近代。被打捞的沉船中，有来自中国的，也有来自欧洲、中东地区的，而所有这些沉船都装载着来自中国的精美陶器、瓷器和金属器皿，有的甚至还装有瓜子和茶叶。但‘黑石号’一次打捞出水56500多件铜官窑瓷器是第一次。”

“黑石号”沉船文物打捞消息立刻传遍世界。“从2002年开始，中国几家博物馆曾先后向印尼方面提出购买意向，但当时印尼的开价高达4000万美元，而且打捞方提出必须整体购买，中国博物馆最终不得不放弃。随后，新加坡圣淘沙公司于2005年筹资3200万美元购得了这批贵重文物。”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酒店业已故富商邱德拔的后人为此捐出巨款，购得的所有文物目前均为新加坡政府拥有。

丁刚说，沉船文物的出水，引发了许多神秘问题：为什么“黑石号”会在远离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勿里洞岛附近沉没？按照通常海上丝绸之路航行路线，商船应当绕过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但它却向东南方向行驶了600余公里。“它是迷失了方向，还是被风浪吹得偏离了航线，或者是要去爪哇海的某个港口？至今无人知晓。”

船上发现的精致金银器皿在中国国内考古中也十分罕见，有的甚至还成双成对。“它们究竟是中国人送出的礼品，还是要运到阿拉伯国家的市场上去出售？为何船上钱币不多？船上商人以什么方式在中国进行结算？这艘船在哪里装上了最后一批货物？商船究竟想驶往何处？”丁刚说。

2009年第6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关于“黑石号”的文章描述：“中国2000多年前首次对世界展开贸易以后，就像蚌壳一样，时开时合。在唐代，蚌壳大开，且维持了数个世纪之久，一连串的发明让中国走上了世界经济强国之路。”

丁刚说，经新加坡与美国有关机构反复协调磨合，“黑石号”终于得以“驶入”美国。《海洋的秘密：唐代沉船与亚洲早期贸易》展览于2017年3月7日在纽约展出，“用长沙铜官窑所产的瓷器，向美国人讲述航海大发现之前数百年就已存在的‘全球化’故事。”

鼎盛时期铜官窑瓷器出口29个国家和地区，烧瓷的壮观场面“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

“黑石号”沉船装载的瓷器中，有一件长沙铜官窑瓷碗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的刻文，“宝历”为唐敬宗年号；另有一件书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的题记碗，“石渚”为望城铜官街道石渚湖片，该地名至今仍在沿用。“黑石号”的惊世发现，证明了长沙铜官窑是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弄潮儿。

长沙铜官窑兴起于公元8世纪中后期，至公元10世纪五代时期而衰。铜官窑遗址是世界釉下彩瓷的发源地，打破了当时只有青瓷和白瓷的单一格局，被称为“汉文化向外扩张的里程碑”，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据综合考证，鼎盛时期，铜官窑瓷器遍布亚洲各地、远至非洲，出口29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水运，从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同时，铜官窑瓷器还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了中亚、欧洲。周世荣《长沙窑彩瓷》说：“长沙窑以烧彩瓷为主，同时兼烧青瓷和少量的白瓷。但青瓷比不上越窑青瓷之坚细，而白瓷也敌不过邢窑白瓷之雪白。长沙窑瓷器不以胎质取胜，也不以追求如霜似雪的釉质取胜，而是以色彩灿烂、繁花似锦的釉下彩绘装饰取胜。”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像铜官窑这样如此大规模且出口量极大的窑场，却不见史籍文献记载。第一次出现有“石渚”二字的文字是南朝梁元帝 《玄览赋》：“临石渚其如镜，玩弱柳其犹丝。”300多年后的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春，漂泊一生的诗人杜甫沿湘江南下来到铜官，此刻，大风骤起，杜甫只好在铜官渚避风。刚巧看到铜官窑烧瓷的情景，诗人情不自禁地吟了一首《铜官渚守风》：“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

杜甫看到大火，开始还以为是农民春耕烧山，直到烧红了半边天，方才知道那不是春耕烧山，而是铜官窑在用山柴烧窑。应该说，这是第二次“石渚”的记载，也是第一次铜官窑的记载。从“黑石号”上打捞出水的“宝历二年”生产的瓷碗据此晚了50多年。后人在铜官建有“守风亭”，并将此诗等泐碑以记。

不过，一位有心的湖南诗人李群玉宝历年间前后用诗句描述了当年铜官窑柴火烧瓷的壮观：“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诗中描写铜官窑在烧制陶瓷时，烟火冲天，十分壮观。从此方才得出结论，“铜官窑”就是“石渚窑”。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安史之乱”迫使很多中原人迁徙到湖南，这其中必有不少窑工加入了南迁的队伍，他们几经辗转，最后聚集在岳州窑区和潭州城之间一个叫做“石渚”的地方，进而孕育了中国陶瓷史上最具创新能力的“石渚窑”。

162件（套）文物回归故里，专家称“‘黑石号’瓷器与本地出土的瓷器如出一窑”

长沙人没有忘记“黑石号”，时刻都惦记着“黑石号”上那些产自铜官窑的文物。

2017年9月29日，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与德国收藏家蒂尔曼·沃特法签订文物征集协议。11月10日，从“黑石号”沉船打捞公司负责人蒂尔曼·沃特法先生的留存部分铜官窑瓷器中征集到了160余件（套）“黑石号”文物。12月9日，“黑石号”文物专家鉴定会在望城召开。

“长沙铜官窑我先后来过三次，2009年我还特地去新加坡看了‘黑石号’沉船的文物，当时非常震惊，质量这么好、数量这么多，能发现这艘沉船概率纯属运气。千年之前，本来是要漂洋过海的瓷器，千年之后又回到了故乡，让它们发挥该有的作用和价值！ ”在“黑石号”文物专家鉴定会上，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研究员吕成龙对渴望已久的文物爱不释手，“‘黑石号’沉船文物的回归，意义重大。如此大批量、多窑口的瓷器文物证明了晚唐时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盛况。”

“我手里拿的这件文物名叫青釉褐斑模印贴花壶，上面的花纹是西亚地区的椰枣树叶，不是国内的树种，反映了当时铜官窑瓷器外销这一典型特点。” 吕成龙对每件文物都端详良久，认为此次回归的“黑石号”文物整体品相很好，大多数是精品。专家分级鉴定有一个标准体系，一级品数量比较少、品相完整，并且能够代表这个时期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平；二、三级文物是整体品相较好。这也是目前“黑石号”沉船文物最大规模地回归国内，“对于今后研究长沙铜官窑历史特别是瓷器外销史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们经鉴定认为，回归故里的这批“黑石号”打捞出水瓷器来源可靠，涵盖了晚唐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广东窑等产品，品种有青瓷、白瓷、白釉绿彩瓷、釉下彩绘瓷、模印贴花瓷等，品相绝大部分完好，其中不乏精品，对于研究我国唐代多窑口特别是长沙窑瓷器的外销具有重要价值。拟定为一级文物的有15件（套）、二级文物的有81件、三级文物的有60件、一般文物的有6件。

受唐末五代战乱影响，“石渚草市”逐渐沉寂，此后，由于不被能文会写的文人所青睐，石渚不像唐代邢越二窑或宋代五大名窑广为人知而默默无闻，而后其成为今天的长沙铜官窑遗址，“石渚”价值的需要重新被发现。自1956年被文物部门发现以后，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价值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长沙铜官窑遗址也经历了一个从文物保护单位到大遗址再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生命历程。张兴国说，考古遗址公园可以是公众怡娱身心和拓展精神纵深的乐园，也可以是考古工作的人才培养和实验基地，在这里，考古工作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文物中所蕴藏的人文成就能广播于众。

张兴国全程参与了长沙铜官窑博物馆文物清理和布展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我们本地挖掘出来的瓷器和‘黑石号’打捞出水的瓷器如出一窑。长沙铜官窑开釉下多彩陶瓷之先河，瓷器上的诗文、图案、雕塑等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黑石号’文物发现时，是通过上面的文字及其烧制技法来证明其产自石渚湖。而我们这次经过研究发现，此次回归的‘黑石号’文物，在我们近年从当地发掘出土的文物中，大部分都能找到类似甚至相同之处，这无不证明两者同出一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