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劝戒”作用的废退，宋代画师们的兴趣就从关注作品的思想性转向关注作品的形象性。具体而言之，画家们现在感兴趣的是所绘对象本身的形式形态，譬如，画月季，不仅要画出月季本身娇艳的姿态，还要画出它在清晨或午间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情态；画孔雀，不仅要画出孔雀升磴时的矫健轻盈，还要进一步画出其总是先出哪只脚的生活习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清明上河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宋画重形象的优点。张择端作为宋徽宗的御用画师，很难说其创作没有奉承上意的可能，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有什么倾向性的话，也是借助具体生动的形象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作品首先是以巨大的形象感染力感动观众，其倾向性则如润物春雨一般含蓄而自然，与那些唯恐说教意图不够显豁的“劝戒”之作迥异其趣。

由于对所绘对象本身形式形态的关注，宋画强调写生，注重细心地观察和捕捉对象的形态，生气、表情以及生活习性等等。这样一种注重写生与观察的态度和方法，恰好与宋代高度发达的技术文化相得益彰，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艺术一旦受到科学的影响，结果往往是不仅其客观性加强，而且会进一步追求合理性，于是，就有了宋画的第三个特征：讲理。郑午昌说：“宋人善画，要以一‘理’字为主，是殆受理学之暗示。惟其讲理，故尚真；惟其尚真，故重活；而气韵生动，机趣活泼之说，遂视为图画之玉律。卒以形成宋代讲神趣而不失物理之画风”。⑦郑午昌看出了宋画“讲理”“尚真”的特点，但将其归之为“理学之暗示”这一点却有待商榷。

最后一点，是宋画具有今人所说的开放和多样的艺术生态，这是它很不同于“古人图画”的地方。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政治是专制主义性质的，这种政治不需要什么透明公开，绘画、雕塑虽为其所用，却往往囿于皇宫禁苑之类特殊场所，而不是像古希腊艺术那样张扬于神庙、广场等公众空间，故中国古代美术具有相当的程式化和符号化性质，并始终有着一种难言的距离感或隐秘感。在中国传统社会绘画越是受到统治阶级“政治”上的重视，其艺术生态就越是千篇一律，呆头呆脑缺乏生气。绘画的这一命运在宋朝有了改变，宫廷虽然重视绘画并建立画院，但主要不是从“劝戒”的角度着想，另外，除了限制画院画家到社会上卖画以外，宫廷并不抑制社会各阶层对艺术的需求，因此，宋代绘画在院内院外都获得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宋画的这一优点在《清明上河图》一画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古代第一幅全景式的反映世俗生活情景的鸿篇巨制。

宋画以上种种“俗”的特征，会心的“读者”都不难在《清明上河图》中“读”到。如图中的街景市容皆有所本，大都可以跟当时留下的文献资料比照互证，可见作者绝不是凭空杜撰，也不是凭一个仿佛依稀的大致印象，而是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细致的观察甚至写生的。又如，宋画讲神趣而不失物理之画风这一优点在《清明上河图》中也很突出。作为一幅记录当时都市生活全景的风俗画，要画得具体详实热闹不难，要画得曲折而富于机趣、生趣、神趣就很难，实际上自张择端画出《清明上河图》以后，过去和现在都不乏“续貂”者，但大多只能做到具体详实热闹这一步，鲜有把这种题材画得既具体详实热闹又气韵生动、机趣活泼的，故此类“续貂”之作真如苏轼所言，“看一眼便厌”。《清明上河图》的美有着宋画一流作品所具有的那种平实、均衡、合理、大方、优美、适度的品格，既不乏浪漫主义的风采又具有现实主义的气质。凡亲眼目睹过这幅作品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图中的一切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平易近人，熟悉得令人心痛、平易得让人感觉自己就在画中……但同时，图中的一切又是令人惊异令人心向神往的。《清明上河图》的这种美感之所以如此动人，如前所言，在于它来自于人、来自中国人本身的生存情态和生活理想。《清明上河图》也可以说是宋代开放和多样的艺术生态所造就的杰作，张择端本身是宫廷画院中人，但他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一个非宫廷所能范围的大千世界，对宋画有研究的人不难看出院内院外多种画风在这幅作品中的汇集、升华。

正是这种魅力使它一问世就令世人为之倾倒，据说在南宋时，临安即出现仿品，它的这种魅力不仅征服了一代又一代有幸收藏、鉴赏它的人，甚至征服了那些仅仅闻其名而未识其面的“观众”，它还被写进小说、编成故事……被赋予浓烈的传奇色彩。《清明上河图》之所以能凭其“俗”成为经典，在于它的“俗”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被压抑被遮蔽被抹杀的状态，难得有机会露一头角，只是在唐宋两代，尤其是在北宋时期它才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欣赏。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宋代才能产生《清明上河图》，也只有《清明上河图》才能把这个朝代的希望和梦想留存在薄薄的丝绢上。张择端的可贵，在于他以艺术家的灵性感受到了、领悟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朝代的某种最能感动所有中国人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在宋代一度出现的世俗生活情态和理想。

注释：

①孟元老（南宋）撰：《〈东京梦华录〉笔记》，第十卷。该书在“清明节”一章中称：“……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士庶填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各携枣锢、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刍，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自此之日，皆出城上坟……”。

②张光直著：《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③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④黄仁宇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⑤郑午昌编著：《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

⑥同②。

⑦同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