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籍拍卖可以说是无中生有。一件事情从无到有，就像老子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个人是做不了事情的。之所以古籍拍卖能够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行业，一定是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的。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是老一代学者的帮助。我得到了许多老先生的帮助。比如刘九庵先生。我刚进入拍卖这一行的时候，拓晓堂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我凭什么说服人家花几十上百万去买某件东西呢？肯定是要借助老先生的学识、眼力和社会关系。刘先生主要就是帮我把关，尤其是书札。刘先生说对，我就上，他说不对，即便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尊重他的意见。又比如杨仁恺先生。

杨先生给我提供了许多藏书的线索，其中包括晚清著名的收藏家吴云两罍轩后人。还有上海的潘景郑先生、史树青先生、王世襄先生。王先生看起来一直关注明式家具，其实对古籍版本很精通。他辅仁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营造学社的图书管理员。这些老先生对古籍是很精通的，给我许多帮助，让我很是感念，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写一本书，谈谈认识的老先生对我的帮助和影响。

第二个就是中国藏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艰难的时刻，一些先知先觉的人。比如田涛先生，范景中先生，杨成凯先生。他们会跟我探讨一些重要的拍品。如明末李自成政权刻印的《大顺律》，我拿到之后，因为田涛先生是法律史专家，这方面的藏书也很丰富。把田先生请来看藏品，他很快就写了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直接帮我做了拍卖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