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培先生（左三）考察考古工地

父亲常常一年外出工作十个月以上。家里面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妈妈还要上班。不得已，妹妹一岁半后送长沙奶奶家寄养，弟弟也是一岁半的时候送哈尔滨二姨家寄养。记得有一年春节，妈妈带着我刚从哈尔滨坐火车回来，一路上踩着雪，听着别人家团圆的鞭炮声，心想着也许爸爸能在家。然而，进门后迎接我们的是空荡荡的房间和桌子上没有收拾的碗筷，母亲的眼泪扑了出来。父亲出差走了，我们团圆的希望破灭了。

父亲虽是事业的强者，却是生活的弱者。他患有肺气肿、腰脊椎滑脱，生活中需要别人时时照顾。作为家属，这几年我经常陪父亲出差。父亲去黑龙江鸡西考察时，口腔发炎，说话很困难；在浙江良渚考察申遗工作时，要带着便携式制氧机。便携机连续工作超过两个小时就会停机，为了让机器正常运转，那几个晚上，我不知道多少次盯着开机、关机。

父亲是个读书人，视书籍如生命。小的时候，每当父亲在家工作，孩子们都不能哭闹、不能动他的东西。记得我四五岁时，有次拿了父亲写的稿纸，他不高兴，告诫我：“不要再拿了，再拿就揍你。”他的这番话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觉得这肯定是好东西。只要父亲不在家，我就拿。有一次让父亲抓着了，问我拿了稿纸没，我一边说“没”，一边捂紧鼓鼓的小兜，父亲那次揍了我。

父亲五十岁以后，对家庭和孩子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逢人便说他一生做得最对的事是娶了我母亲，他取得的成绩都是我母亲的，他再忙再累也要挤出时间来和孩子聊聊天。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湖南口音很难懂。但令我奇怪的是学生们很愿意听他讲课。我去过吉林大学文科楼看过他讲课的场面。大大的教室里坐满了人，教室的门开着，教室外还站着学生，有很多其他专业或其他系的学生来旁听。有时课上讲不完，不尽兴，他就晚上加课，一加就是两三个小时，回家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我们家当时和另外两家合住一个单元，十四平方米的屋子，中间用两个书架和一个帘子隔成两个空间，外面就算是父亲的书房。家具是从吉林大学租的。还记得家里有个用砖头和木板搭的“书架”，为了不弄脏书，砖头和木板用牛皮纸包着，先用两个砖头垫底，上面加一层木板，木板上面再放书，书不是立放的，是平放的，这样书架牢靠。这个书架用了三四年，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有毕业生的时候，我家特别热闹，晚上妈妈和我的任务是早些在内屋睡觉，外屋是父亲和毕业生谈工作的地方，他们坐在小凳子上一谈就到下半夜。

父亲生长在湖南长沙一个殷实的大家庭里。当时在城里有商铺，乡下有地。幼时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乱中度过的，五年半换了6所小学，直到就读于长沙长郡中学后才安定下来。2015年我陪父亲回过母校。这所中学竟前后培养出两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分别是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和第四任院长我的父亲。

2011年父亲得了一场大病，他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渐趋正常。然而之后的六年间，父亲工作太努力了，一气儿谈工作两个小时是常事，精神不济，吸烟顶着。长期吸烟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伤害。从患气管炎开始，肺气肿、慢阻肺、肺间质纤维化、肺动脉高压，直至右心衰竭，这为他的离开埋下了伏笔。

2017年6月中旬，父亲写的“中国考古学”丛书、《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尽到自己的心》三卷书稿出版事宜落实了，父亲长舒了一口气。6月27日我陪父亲去医院检查，当车子路过故宫时父亲提出要去看一看。我们到午门拍了些照片，这是父亲最后一次留影。7月3日早上，被病痛折磨许久未能好好休息的父亲难得地睡了个好觉。起床时精神很好，与家人一同早餐时，他笑着说：“梦里有好多人找我，叫我解决问题。”7月4日上班后和下班前，我给家里打了两次电话，电话铃响了半天才通，父亲喘着粗气，良久才说：“我累了，再见！”

7月5日清晨，父亲上完厕所，我陪父亲返回卧房，还没有到床头的时候，他就说要躺下。我怔了一下，扶他徐徐躺在床上，这时再喊他，他已没有了反应……

7月11日，父亲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当天，千余人为父亲送行，包括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和父亲生前好友以及全国各地文博单位的代表。告别礼堂肃穆、端庄，大厅内外摆满了花圈和挽联。

父亲一生曾主持过元君庙仰韶墓地等重要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出版有《中国北方考古论集》《元君庙仰韶墓地》等学术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250余篇，总字数不下500万字。父亲不用电脑，所有的底稿都是一笔一划写就。他的精神和思路堪比年轻人。

父亲说过：“这辈子，我不谋官，不谋利，不惧权威。我不为会议写文章，不为稿费写文章，不为职称写文章。想说话了就说，该发火的时候就发。不看任何人脸色，也不看钱的脸色，这就是我的追求。”父亲无忧无惧，坦荡率性地活了一辈子，骨子里透着一份执拗的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