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赵伯驹《汉宫图》

独爱“汉宫”题材

那一年，乾隆48岁，当他意气风发写下这些诗时正值己卯年（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孟冬，也就是在这一年，清廷取得西北战争的最终胜利，统一天山南北。同年，在传为赵伯驹作《汉宫图》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上，不吝啬笔墨的乾隆帝留下类似题诗：“刘郎七夕集灵台，阿母青鸾送信来。金马是谁得陪乘，独称方朔善谐诙” ，汉朝典故信手拈来。

乾隆帝对“汉宫”典故和图像情有独钟。早在他还只是宝亲王时，曾与宫廷画家冷枚合作《十宫词图》册页，其中就有《汉宫》一图，题有其所作《汉宫词》 。而那幅传为赵伯驹作《汉宫图》进入清宫前，并未署名款，只有董其昌题词。画面上绘宫殿庭园，园内设步幛，幛外有牛羊车辂帏幔。幛内宫娥彩女，列队两行，手拿各种乐器、法器，簇拥着一位贵妇，穿过假山，登上高台。从题诗上看，乾隆颇为得意地将画面理解为汉武帝七夕会西王母之事，为其名曰《汉宫图》 ，和《汉宫秋图》的做法如出一辙。

显然，无论从《汉宫图》还是《汉宫秋图》中，乾隆看到了他想象中的汉宫模样——那里不仅有极尽奢华的宫殿，还有华服仕女穿梭其间，在画中，她们上演着昭君出塞、班姬画扇、李夫人、汉武帝会西王母等各式各样的故事。

唯独有一幅汉宫图比较特殊，乾隆对它并没有像对待其他喜欢的画卷一样，反复观赏、钤印或题咏，并在乾隆九年（1744年）修编的《石渠宝笈》中，将其列为“次等霜三” 。和《汉宫秋图》的“无上神品”相比，简直差太多。乾隆若是知道这幅画如今的地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它是谁？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汉宫春晓图》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 ，画家是大名鼎鼎的“明四家”之一仇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乾隆真的“眼瞎”了？原来，乾隆不止藏有一卷仇英《汉宫春晓图》 ，家喻户晓的那幅虽被列入“次等霜三” ，但他藏的另一幅（现以编号故画001614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仇英《汉宫春晓图》待遇则要好得多。乾隆帝不但亲自题写引首，还将其列为“上等吕一” 。此图以白描写成，局部淡着色，所绘人物不符合学界对仇英人物画风格的认识，被标识为“传明仇英《汉宫春晓图》 ”，很少被拿出来展览。

虽然仇英《汉宫春晓图》不怎么受乾隆帝喜欢，但他对“汉宫”这一描绘亭台楼阁及宫廷仕女的艺术题材十分上心。在乾隆的主导下，宫廷画家们先后于乾隆三年（1738年） 、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仿制《汉宫春晓图》 。从内容来看，这四卷作品与仇英版大不相同，它们更倾向于将仕女置于一个被建筑包围的环境中，使得整卷画看起来更像是建筑画而非人物画。对浓重色彩的偏爱也让宫廷园囿看起来更金碧斑斓。这当然与西洋画法的引入及乾隆的个人喜好有关。

乾隆在位期间，不断营建宫室和修建园林，他将对建筑的热爱延伸到建筑绘画上。画家们名为仿《汉宫春晓图》 ，实则按皇帝旨意行事，以大量清宫建筑绘于卷上。关于这点，乾隆时受召供奉内廷的耶稣会传教士画家王致诚就曾抱怨过，“我们所画的一切，都是奉皇帝钦命而作。我们首先绘制草图，他亲自御览，再令人对此修改和重新造型，一直到他觉得满意为止。无论他修改得好坏，大家必须通过而又不敢讲任何话。 ”其实，被乾隆浓缩在方寸间的岂止是这宫殿园囿，它还透露了一代帝王坐拥天下，“移天缩地在君怀”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