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希　渡船　112.6×85.2cm　布面油画

1952年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藏

一个健康而可持续发展的艺术生态是如今新加坡的策展人、艺术家和研究者都致力于营造的。在新世纪的时候，新加坡艺术圈依然面对着颇为矛盾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各项政策和蓝图的出台，新加坡的艺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获得更优越的展出条件和经费支撑，而另一方面严格的审查制度也构成了艺术创作所面临的一张看不见的网。除此之外，新加坡的艺术批评以及艺术理论研究相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是颇为滞后的，这格外体现在了理论的高等教育层面。直到2016年底，只有南洋理工大学和拉萨尔艺术学院设有艺术史项目辅修学位，然而亚洲最好的高校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仍然没有开设艺术史的专业，当地著名的艺术史家萨巴巴蒂虽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20年，但是他却隶属于建筑系。从宏观上看，艺术启蒙教育并没有在新加坡整体教育中被边缘，反而是不断鼓励通过艺术来培养创新和想象思维能力，增加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认同感。新加坡所有的博物馆中都有设施良好、系统完善的艺术教育板块，因此从普及艺术和大众教育的角度来看，新加坡运行得颇为成熟。除此之外，新加坡的艺术文化政策是国家层面的支持和干预，对于真正是否能进行产业化推广以及可见的经济和市场价值成为推行和支持艺术创作的重要衡量指标。当然，这种决策和判断方式不能说完全不可行，但是却在很多时候难免造成对艺术多样性发展的桎梏。

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加坡的现实主义事实上可以分为两类不同的走向，第一类是持续以现实主义创作的老一辈新加坡画家，他们其中的大部分都曾经是“赤道艺术研究会”的成员。在协会被取缔了之后，他们依然沿着旧有的形式语言来描绘新加坡的城市景观和社会生活，他们激情创作的年代已经逝去。然而，他们对于在现代化时代洪流中不断消逝的历史痕迹和过往的生活状态表达了一种独特的怀旧情感。而另一个现实主义的趋势则是由年轻一代艺术家所引领的。他们践行着法国现实主义代表库尔贝最早提出的创作理念即“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转译我所处时代的习俗、思想与面貌”，充分展现出一种独立的批判和探索性。地方意识、文化身份以及区域性成为近年来新加坡现实主义所关注的重要部分。

在集体意识里，特别是新一代年轻人的观念里，他们成长的国家成为亚洲现代精神的代表，与全球化接轨，甚至是能够牺牲本土性而完成国际性的。新千年现实主义的画作已经不再像半个世纪前社会现实主义那般有着强有力的冲动去透过画面发出怒吼的变革声，它们更像是一个冷眼的旁观者，注视着攀升的摩天楼和愈加恢宏的商业综合体。新加坡的画家们正思索着后李光耀时代所带来的未知以及离开南洋风格的束缚后，本地艺术家是否能够真的在当代艺术中重新开辟出一块具有辨识度和认同感的新南洋文化，而非作为全球化同质性艺术景观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