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后著】碑林肆系之一：王维《相思》

谷文达的译文与其说是汉英对译，不如说是边缘文化同国际文化的对译。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心，比如好莱坞影城和迪斯尼乐园，游览指示牌上标有英、法、德、俄、拉丁文和日文，没有使用人数最多的中文。在商业逻辑中，人数同实力不能等量齐观。经济弱小是一个国家诸多方面弱小的总体表现，投身国际艺术界的中国艺术家的所有痛苦，也几乎都同口袋的干瘪有关。中国人要改变这种现状，靠一厢情愿地奋斗未免显得天真。即便世界能提供平等竞争的舞台，人类的惰性仍然会使有所作为的人们感到沮丧。据统计，全球的电器插座有一百多种互不兼容的形制，把它们统一起来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全球的文化插座比电器插座更多，更复杂，更难改变，主张全球化的人们只要思考这个问题就会悲观。谷文达的唐诗后著，如同中国的插头插不进西方的插座，形成硬插而又无济于事的滑稽关系。

碑林的眼界

谷文达旅居美国十八年，东西方文化在他的身上，如同候鸟的双翼，失去一翼，另一翼将毫无意义。这使得他对文化交流特别敏感。《碑林》的视野首先定格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东方代表中国，西方代表外国。历史让人好生奇怪：从传记中的周穆王和小说中的秦始皇、汉武帝会见西王母，到张蹇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郑和下西洋，直到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和王明、博古等人加入共产国际，东方的中国人不息地在面向西方。凡是坐镇中原的中国帝王，无一例外地以西为上，从国际礼仪的站位到官民请客入座，中国主人都是以谦让的方式坐东而客人坐西。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的进程，被视为走向西方的过程。西方作为中国永远的牵挂，不能单纯地视为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很可能隐藏着深层的缘由。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后代早已灭绝，中国历代帝王的始祖，发祥地都在中国的西部。西部的代表人物是西王母，她的国籍不明，性别暧昧。在汉代，伏羲与女娲是始祖神，然而他们的地位却在西王母之下。在同文字纪念碑一道问世的画像石中，西王母的画像凌驾在伏羲和女娲造像的上方。西王母的活动中心大约在今新疆或周边，汉代学者认为是世界的西极，日落的地方。西王母神通广大，负责管理天灾和名叫五残的妖星。五残星是中央填星分裂的产物，天灾的具体表现，暗示着中央帝国的崩溃。古代天灾被认为是对中国帝王罪过的警告，因而汉朝帝国毕恭毕敬地对待西王母，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要员按期率众祭祀。

《碑林》的思想摆动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碑林》的构思环环相扣，创作过程有条不紊，唐诗和英译本都是照本宣科。不过进入后著的过程，英文文本译成了乱码汉语，进而转译成上海滩的“洋泾浜英语”，两者的内容变得一塌糊涂，形成一窍不通而又正经八本的闹剧。《碑林》的立意游离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困惑，超出了艺术不能为现实制订规则的界线。艺术界对于这种困惑只会觉得无奈，文化传播者又会觉得这种困惑表现得太含蓄太艺术。《碑林》的立意还往返于传统与非传统之间。当《碑林》携带出众多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时，显示出谷文达的中国素养，体现着古代名篇佳作对作者的熏陶。另一方面，谷文达又以不传统的观念和恶作剧的方式加以处置，把不相干的东西硬性地粘贴，煞有介事地捏造成非驴非马的怪物，使唐诗的意境与情调变得不伦不类，形成一派胡言。唐代人称胡言为“胡白”：胡指外族或外国人，白指言说。

碑文这种文体，同几千年来帝王发布的告示、占卜的著作、贵族写的诗歌以及青铜器与石器上镌刻的铭文，都被当做史书的变体。历史是一块可以被任意雕琢的石头，而碑文，尤其是死人的墓志，讲究盖棺论定，所以撰写人力求隐恶扬善，甚至虚构浮夸，矫饰的成份很浓。写作的“写”(寫)字，上面的字根是一间屋子，下面是一只喜鹊，写作就是报喜不报忧，关起门来唱赞歌。不过谷文达碑文的内容，既不在于严肃史家恪守事实的美德，也不深究无行文人歌功颂德的浮华作风。说白了，谷文达的《碑林》，重在借题发挥。

《碑林》具有的古典倾向，第一是正宗：碑中的汉字，可以视为隶书的变异，也可命名为谷氏隶体，其中的捺划带有隶书的波磔。中国的书法，在汉代以后和唐代以前，以隶书为正楷，楷书指的就是隶书。书家如果不擅长隶书，就不是合格的书家，这在唐代以后仍然是书坛的共识。西安碑林的标志碑是唐玄宗的《孝经》石台，隶书。第二是规则：统一的材料，统一的尺寸，统一的字体字号，统一的纹饰，造成大一统的效果。第三是对称：谷氏书法讲究左右均衡，行距与字距讲究一致。第四是完整：字迹完整，碑文完整，碑体完整。完整无缺的作品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印象，一是让人感受到作者构思的全面与缜密，一是感受到作者不由人分说的霸气。《碑林》刻诗多数是格律诗，比如王维的《红豆》，音步是固定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平仄格式是固定的：||――|，――||-。―――||，|||――。其中，二、四、五三个字的平仄务必合格。押韵也是被严格圈定的：枝和思同属支韵，与齐韵、儿韵有别。这使得诗人遣词造句的选择面很窄，即便每句诗缺掉一个字，内行也不难通过格律以及上下文加以填补。

《碑林》完整、饱满，没有留给后人参与的余地。五十块石碑，没有碑额，没有碑座，碑侧没有空白，平放的方式等于取消了碑背，读者只能像看字典一样被动地接受。保留后人参与的空间，往往是作品效应放大的因素；参与的人越多，作品更容易历久弥新。不完整的残字碑、断碑以至无字碑，反而能引发人的释读或考证热情。比如被视为周宣王时期的《石鼓文》，秦始皇立在泰山与武则天立在墓地的无字碑，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残片等等，一直是常说常新的议题。东汉“曹娥碑”的碑文写得不大杰出，它成为一代名碑，被人津津乐道，是因为东汉名士蔡邕在碑背题了著名的八字评语。相传曹操和杨修观看曹娥碑，发现碑背有八个大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曹操不解，杨修说，这是隐语，意思是“绝妙好辞”。黄绢指色糸，合起来就是“绝”；幼妇指少女，合起来就是“妙”；外孙指女儿的儿子，简称女子，合起来就是“好”；齑臼是接受辛辣作料加以研磨的器具，简称受辛，合起来就是“辞”的异体字。谷文达的《碑林》完满，造成了解读的残缺：满招损。这或许是作者对颠峰状态的唐代文化的隐寓。

碑林的价值

谷文达是当代重要的艺术家之一，《碑林》将是他最重要的传世之作。不过由于《碑林》的内含复杂而形态单一，缺少直观的因素，需要翻译和讲解，合格的读者必须通晓中文和英文，必须读过唐诗，了解唐代的历史和文化。这样的读者在中国很少，在英语世界更加罕见。这是《碑林》没有产生广泛影响的外部原因，而自身原因在于作品显得庄重平和，不大可能一眼打动习惯于强刺激的现代观众。经历了1989年的社会大动荡，目击了911及其相关的惨烈画面，看多了盗版光盘和互联网上惊世骇俗的影像，人们对于任何事相都不会被轻易打动，这使得精致的手工艺术作品显得平淡。它需要在平静的氛围中慢慢地体会。《碑林》问世以来，还没有一位中国评论家、汉学家或跨文化学专家作过深入的研究和评论，读者缺少阅读铺垫和阅读悬念。这也是它没有迅速产生影响的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