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 周庄

保利香港2017春拍 成交价2.36亿港元

应该说，被视为核心板块的古董字画市场在发展初期几乎都是自发形成的，改革开放后国人的投资需求、精神需求空前高涨促成了中国艺术品市场首次从销声匿迹走向历史高峰。投资者、收藏者对于艺术品的社会财富和金融产品的特殊属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但“速成”总与“平衡、稳定”背道而驰，无论是练地摊儿的“鬼市”，还是暗流涌动的书画交易江湖，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与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后，依靠江湖道义掌管生意的方式显得陈旧。目前看来，虽然一级市场萌芽时期，某些曾带有开创性和冒险精神的生存方式被延续了下来，但其中形成的赌博式交易文化确乎是落后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艺术品市场的“真假”紊乱和一、二级市场的本末倒置。

与老外的短暂握手

改革开放的影响是向国内外双向扩张的，无论是出于单纯的兴趣，还是抱着文化兼并的野心，西方世界立刻对中国发出了邀请，并提供了最好的平台。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当时中国并没有对西方的“欢迎”给予积极回应，但西方艺术从业者了解中国艺术、开发中国艺术市场的欲望之火并未被浇灭。除了1983年12月在香港创办汉雅轩画廊的张颂仁等港台画商，在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深刻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的推手更多来自海外。

很多人通过回顾这段历史，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20余年的发展归属到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殖民”这一命题中，但其背后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彼时，北京地区出现了专门展出中国当代艺术品的红门画廊、阿姆斯特丹艺术资讯公司、中国艺术文件仓库等，这批艺术机构的主要建立者和客户几乎都是外籍人士。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当代艺术还处在一个‘地下’状态，从70年代末的‘星星美展’开始，由于当代艺术的敏感性，引起外国使馆官员的注意和境外进来采访的记者报道，同时开始购买这些艺术品。”他们的到来让一大批中国当代艺术家开始有了收入。85’新潮的轰动效应，让走“国际路线”成为了年轻的当代艺术家们的理想，方力钧等人的成功，也让追求“成名家”“挣大钱”等物质化的理想被很多人接受，牵引着他们不断向“西”靠拢。

1.从乌利·希克到尤伦斯夫妇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界而言，瑞士人乌利·希克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推手群体中的典型人物。20世纪70年代末期，希克作为商人来到中国创办公司，在此后的数年中，他一家家走访艺术家工作室，并开始积累经验、购买画作。2012年6月，乌利·希克宣布将自己收藏的1463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赠予香港西九龙文化区的M+视觉文化博物馆，在捐赠的同时，他还以2200万美元向M+出售了47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