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利·希克（左二）在“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展厅

除了乌利·希克，劳伦斯·何浦林、布莱恩·华莱士、尤伦斯夫妇、罗清奇、乐大豆、莫妮卡·德玛黛、罗伯特·伯纳欧、凯伦·史密斯以及2002年在北京去世的戴汉志等人，都是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的收藏家、画廊主、艺术品经纪人以及批评家。这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老外”直接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爆炸性发展，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操控着某些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权。

虽然推手中不乏戴汉志之类向西方推介中国当代艺术的中间人，但随着英国的尤伦斯夫妇在2010年前后开始抛售藏品，人们开始对这些外籍市场推手们产生普遍的怀疑。他们的藏品中不仅包括当代艺术，还有中国古代绘画。据统计，从2011年4月开始，尤伦斯夫妇已通过香港苏富比拍出了195件中国当代艺术藏品，总成交额超过8亿港元。2016年，尤伦斯夫妇宣布转手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在赚得盆满钵满后“金蝉脱壳”。而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节节溃败的背景下，人们将不满付诸于尤伦斯夫妇和那些老外，他们在顷刻间失去了自己的个体身份，统统成为了略带贬义的“尤伦斯们”。

2.失去外力，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需要“良心产品”

2017年，曾任尤伦斯艺术中心负责人的批评家费大为在微博直呼尤伦斯夫妇拍卖藏品的行为是“无耻的典范”，并发出“世界上最大的邪恶是操纵他人的好意”的感慨。在费大为公开发言之后，顾一指等多位业界评论家分别以或犀利、或温和的批评指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内西方资本的不可靠。虽然如批评家彭德所说，“不必用‘白求恩精神’去要求一个老外，他们没有拯救、援助中国艺术的义务”。但受到外国资本青睐的作品真的是优秀的么？资本运作需要长时间对特定种类的艺术品行情进行把握，这也意味着很多艺术家不能随意变换风格、长时间占据市场头牌地位、被他人视为“偶像”，对于本就根基薄弱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和市场领域，外国资本的威力带来的不仅是艺术家生活的改善，更有对艺术创作、市场开发的钳制。

在“尤伦斯们”来到中国20年后，我们发现市场内的“良心产品”越来越少，无论是优秀的艺术作品，还是新颖的经营运作模式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2005年，希克在瑞士伯尔尼美术馆举办了自己的收藏展——“麻将”，这场展览在移师美国展览时被当地媒体称为“迄今为止在美国展出的规模最大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它可以被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艺术史，也应当是中国当代艺术启蒙阶段的大总结”。此次展览受到的非议和质疑，并不比2017年在古根海姆美术馆开幕的“1989年之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展更少，国内外媒体对展览的过誉是朱其等批评家集中争论的要点。当中国当代艺术界自我意识逐步觉醒之后，我们早已不满足于西方评价体系对我国当代艺术的界定，可以说，走过了萌发的年代，失去了“瘦肉精”一般促进艺术快速成长却极不健康的外资支持后，无论是当代艺术还是当代艺术市场都需要喘口气，再上路。

28年的拍卖风云

改革开放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首次公开拍卖在何时？这个答案似乎有些模糊。张晓平曾介绍，1991年，潘家园旧货市场内就完成了一次拍卖，就当时的条件来说，用简陋来形容这次拍卖一点儿也不为过。潘家园的这次拍卖虽是小打小闹，却反映了当时国人在改革开放十年之后面对市场经济敢于探险的心态。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以及小小拍卖中的瑕疵、失误并没有导致整个拍卖行业触礁停摆。千禧年以后，尤其在2008年之后，国内的艺术品拍卖场次几乎每年会超过200场。拍卖业也取代了文物商店、古玩店，几乎将所有艺术市场的关键人物都吸引进来。无论是企业、藏家、艺术家，还是评论家、鉴定家，甚至是画廊主，都成为拍卖业的强势因子，助其成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顶梁柱。

1.拍卖公司群起的90年代

1994年3月27日，今天国内拍卖公司三强之一的中国嘉德才举办了首次拍卖，徐邦达为其敲响首槌。约1400万元的总成交额对当时的中国嘉德来说，是空前的成功，也一举奠定了中国嘉德在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