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高克恭 《林峦烟雨图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高克恭江南三事

高克恭从27岁步入官场出任京师贡补工部令史开始，一直到62岁病逝，宦海几十年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在江南工作，也在江南有着扎扎实实的政绩，尤其是其中三件事与读书人关系极为紧密，尤为江南文人所称颂。

第一件事情就是辞官为汉族官员畅师文鸣不平。畅师文也就是畅纯甫，正如《行状》中所言：“元贞改元之明年，迁山南江北道廉访副使。时，畅公纯甫为佥事,公疏诣台，言不可居纯甫之上者有三，大概谓:纯甫自大师南征，即掾行省，扬历中外几二十年，而某资历尚浅。纯甫文学行谊，复出伦辈，高风劲节，夙所景慕而不能及。况兄事纯甫，义则兄弟，情均骨肉,躐等居上,情实未安。”

高克恭辞官的三点原因说来也简单，第一就是资历没有对方深；第二就是思想境界没有对方高；第三就是兄弟情深，位居其上“情实未安”。这三点原因一说，西域汉子的率性袒露无遗，让江南这帮整天想当官儿还当不上的文人情何以堪。这也就不难理解元末学者危素在《题高房山画》的诗文中也谈及此事：“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中原文献绍遗绪，艺苑书画当清芬。辞官巴蜀让僚友，此事今无古或闻。北游易水访陈迹,但感宿草迷荒坟。”虽然“辞官巴蜀”是危素犯的一个地理小错误，但由此也看出危素对于高克恭的赞赏。

第二件事情就是推荐“五俊”为官的事情。《行状》中谈道：“尝举江南文学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陈无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敖、陈相继死,公每念子敬贫且年逾五十,自刑部白之都堂曰:‘荐贤非秋官职,然不敢以避嫌后贤士。’宰相从其言,将官之七品,吏部厄以诠法,不果行。疾革,语及,犹太息。文原自公为都有事使杭，首受公知，亦与在举中。”

元代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也就是高克恭去世三年后才开科举，在此之前，北方已经八十多年、南方也有四十多年没有开科举。没有科举，对于很多汉族儒生来说就几乎没有为官的机会。南宋诗人谢枋得所著的《叠山集》中谈及：“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耳吏，先之者，贵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目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这其中所谈到的“九儒十丐”虽非事实，但也算表达出元代儒生的苦闷。

于高克恭而言，他推荐的也绝不仅仅是这五位读书人，《行状》中还谈到高克恭在担任江浙左右司郎中时“择中外有才望之士为守臣,闻诸朝,后经擢用,而不知公所荐也”。只是推荐“五俊”的事情影响较大，常被江南文人称颂。

在“五俊”中后世最熟悉的就是为高克恭写《行状》的邓文原，不仅仕途上发展的比较顺利，最后成为翰林侍讲学士，此外凭借其书法作品与赵孟頫、鲜于枢并称为元初三大书法家，还有《巴西文集》等作品流传于世。相比于邓文原，其他四位的发展就并不理想，当然这其中不排除个人能力的因素，但也要充分理解当时元朝官场的大环境。关于用人方面，元朝的当政者还是始终把持着上层统治者必须是蒙古、色目贵族，汉族官员极少能够进入权力中心。就算“五俊”中仕途发展最好的邓文原曾担任过地方官，但到了京城还是只能做学术工作。

此外，在元代的汉族官员中，儒生数量是极少的，更多的还是通过吏进身，这也与蒙古统治者的认知有关系，他们更倾向于认可实用的技能，而对汉族的典章制度并不了解，也不认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高克恭作为色目官员，能够凭借着自身的力量为汉族儒生谋取进阶的机会，自然得到很多江南儒生的推崇。

第三件就是高克恭在江南落实儒户政策的事情。《行状》中谈到“前是，籍户口，有司期会火急，文书旁午。儒士例蠲（juān）徭役,而故籍漫无可省，执政持论可否，期岁不能决。公主，则凡以儒籍占者,皆定为户。士得自拔于氓隶，皆感激泣下”。

“儒户”制度也是元朝的一种政治制度，在北方需要经过考试，在南方则由地方统一报送，不经过考试。“儒户”是有特权的，每家“儒户”可以推举子弟一人，免费上官学，此外就是只纳税粮，其他科差都可免除。虽然具体的措施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比普通民众享受更多国家补贴。元灭南宋以后，从至元十二年（1275）至至元二十八年（1291）一直在推进江南儒籍的建立，但正如《行状》中所言，这项工作一直在被拖延，这也就意味着很多儒户家庭不能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高克恭上任后，“则凡以儒籍占者,皆定为户”，不仅快速确认了儒户的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儒户的范围，可以说为江南儒生争取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文人画之四要素

高克恭为官多年，他的政治业绩绝不仅仅就是这些为江南读书人谋福利的事情，但作为一位元朝的色目官员，理解江南文人的困境，并为他们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对于江南儒生而言，这位“九州以外”色目官员不就是“不远万里”、“毫无利己的动机”的好官吗？而这位好官的画还画得非常好，谁能不去夸赞一番呢？这不由得使人想到1921年陈师曾所发表的《文人画的价值》中的一句：“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对照这个标准，高克恭甚至超额完成了任务。

谈及这些，也丝毫不想否认高克恭在中国文人画历程中的作用和价值，但想来也只有了解这些，才能不仅从画风上知道高克恭继承米氏父子，并在此基础上又借鉴董（董源）巨（巨然），在“师自然”的基础上终成自家风格，还能够从更深入的文人画价值的视角来理解高克恭以及他的作品。在各种文化传承的方面，他都对元初民族融合和南北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

到了晚清时期，高克恭的作品已经伪作泛滥，真品较少。《元史》等史料多说高克恭于至大三年(1310)去世，明、清古籍中收录的高克恭的作品，有明确纪年的11幅作品中竟然有6幅创作于1310年之后。1935年，海派画家陈定山作为故宫博物院聘请的艺展书画部审查委员，在参观即将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在上海的预展（这是故宫展品第一次海外展出），当看到其中一幅署名高克恭的《雨山图》，直接鉴定为“伪”，认为“此王石谷（王翚）早年戏笔也，一望即见”。陈定山是晚清名画家吴待秋的徒弟，对于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清初画坛的正统派）的作品还是极其熟悉的，看来模仿高克恭也是大画家王翚的拿手好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