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代出口的青花瓷器 资料图片

如果我们单看印象派兴起的那几十年，似乎中国艺术的影响只存在于少许室内背景的细节中，譬如瓷器、屏风和绫罗绸缎，但要向前追溯17、18世纪的诸多文物和记载就会发现，在印象派开始之前的一二百年中，中国的艺术与设计早已全方位地风靡欧洲，以至于最终和欧洲本土的纹样、造型设计风格融为一体，成了人们生活背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许多让今天的国人看来是欧式的设计元素，正是这种中国风的转化。

在意大利艺术史家佛朗切斯科·莫瑞纳的《中国风：13世纪—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一书中，单单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就分了八章来解释，因为在每个国家和不同时期，哪怕只是在法国，从巴洛克、洛可可到新古典主义，从舞台剧到园林，从家具到纺织品、壁纸，中国风都在以不同的形式传播和演变着，“不局限于某一特殊的艺术媒介或特定的时代风格，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艺术诉求，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伴随着欧洲文明一起成长”。

本次故宫展览中的一些绘画和挂毯正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在法国，负责设计路易十四时代内饰的皇家设计师让·贝兰，首先创造了一种巴洛克式的中国风，将他对东方君主的想象，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的装饰纹样杂糅在一起。当然，著名的“瓷宫”也正是在这一“巴洛克中国风”时期建造的，有着既华丽又隆重的气质。随着法国宫廷越来越懂得享受生活，轻快活泼的洛可可风格应运而生，与巴洛克同样追求动感，洛可可放弃了对力量、重量的强调，寻求一种向上的、轻灵的超越感。要达到这种轻巧、空灵的飞升效果，就只能放弃画面的深度，于是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越来越讲究平面统一性的艺术，在这种风格的建筑和家具环境之中，处处都是飘逸的曲线、不对称但力求平衡的典雅构图，确实和中国工艺品上的绘画风格更加般配了。

洛可可时期的代表画家如让-安托万·华托、弗朗索瓦·布歇等，也无一不是善用中国元素的设计师。由博韦制造厂织就的《中国皇帝》系列挂毯，正是当时几位艺术家基于布歇的绘画而设计的。这一系列挂毯一共包含十个场景，广受欢迎，畅销了几十年，因此挂毯制造厂决定再生产一批中国风系列。这就是布歇最有名的《中国系列》（The Chinese Set）油画作品，其中有更丰富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细看来，整组主题作品都是精心之作，其中有渔民家庭在河边的劳作和休息，有奇特的郊外婚礼，也有热闹繁忙的集市，有一大群各种燕雀在花园中与人们和平共处的和谐场景，也有贵族家庭在室外花园中举办的音乐舞会（其间精心穿插了九种乐器和五人合舞），总之，布歇借鉴了他能在那个时代搜集到的所有西方人和中国人的种种插图，将他心目中的中国展现了出来。

在18世纪下半叶，中国风设计达到了鼎盛时期，法国设计师毕伊芒的中国风设计得到了几乎经久不衰的沿用。这种“中国风进阶版”可能是种种中国风设计中最“复杂”的那种了，由于毕伊芒后来成了英格兰地区中国风设计的领军人物，他的设计也成了西方至今偶尔还在挪用的中国风典范之一。在后来的纺织品设计中，那些凉亭一重又一重的叠加变形，数种花朵前后映衬，人物脑袋上的帽子叠帽子，恐怕大都要归功于他。

也正是在洛可可时期，巴黎才会出现“蒙梭公园中式风格旋转椅”那样奇特的发明，让中国人看了非常摸不着头脑。而且连围绕着旋转椅的中式“遮阳伞”和游廊，也很难找到几笔中国艺术的影子。很显然，人们只是在借神秘东方大国的名义，逐渐地脱离过去宗教统治的氛围，打造更令人轻松愉悦的环境。

4、天马行空的“中国风”

由于不断推陈出新，中国风最终演变成了一种让当代中国人认不出来的风格，比如著名的“生命之树”，蜿蜒优美的树干和树枝上点缀着各种花叶和鸟雀（一些时尚品牌至今还在挪用这种设计做成丝巾）。在崇尚自然主义的中国画中，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的确没有这类从一棵树上长出许多不同种类花叶果实的母题，也不可能以欣赏曲线装饰为主，而是追求自然本身的美，在运用曲线时都注意书法式的曲直结合。但我们不能怪他们曲解了中国设计，中国古代其实也从来不缺顽皮的设计师。在古代的出口陶瓷中，甚至在敦煌的壁画中，都有过一些简单古朴的“原型”。毕竟，实用艺术不需要遵循高雅绘画的模式，在敦煌壁画中那些华丽的、几何式的树木造型，确实比《芥子园画谱》的范式要活泼可爱得多，更适合各种纺织装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