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巴黎漆匠制作的中国风装饰案桌 资料图片

我们常常在欧洲各地的一些故居墙上看到的满墙“中国风壁纸”也是如此，有一些的确出自广州画匠之手，但也有大量来自欧洲或印度的工厂，是为了扩大销路而仿制的“中国风”。随着广州的出口壁纸生意越做越大，那时的画师一定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人愿意在自家房间里贴上满墙的中国人物画。为了扩大市场，这些壁纸简直花样百出，其中一些彻底脱离了中国画的惯例，譬如在小桥头上长出比桥身还大的玫瑰花，又在精美的凉亭边兀自出现一艘海船，可谓传统和后现代无缝衔接了。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19世纪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阿拉丁》图画书，彼时的创作者遵循了《一千零一夜》原著中阿拉丁作为中国人的设定，但一付诸绘画就状况百出，绝大部分封面插图不是将衣冠搞错了朝代，就是干脆搞错了国家，可见那时在各地的插画师手中，关于中国的可靠资料是极度稀少的。

如今，不同国家的人们了解彼此比过去便利多了。“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对远方的爱好者来说，无论是家用的瓷器和墙纸，还是以中国为题材创作的绘画和戏剧，都是用以满足自身的审美情感和想象，所以，这些物品从来都不单是日常物品，其设计也就远远超乎了中国本土的日常风格，就好像京剧的装扮和行头那样，总是会被赋予更郑重其事的象征意义，更丰富精致的细节。

在各个领域，中西艺术的互相影响都比过去人们以为的要深远得多。中国风吹向海外时，中国对来自异域的文化元素也在不断加以吸收。西方基于数学和光学发展出的单点透视法和光影透视法，早在明末就开始被中国的一些画家借鉴和使用了。在中国汉唐的丝绸纹样中，也吸收过自西域传入的古代波斯纹样设计，这些频繁的往来使得对古代纹样的溯源相当困难，似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设计师的天职，原本就是对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元素进行消化吸收，加以改变和创新，以满足人们对不同文化的强烈好奇心。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