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克拉克瓷盘 资料图片

这或许因为翻译体的理解实在艰难，譬如在符号化的数学中，如(a-b)×(a-b)=S这样的算式，翻译过来则是“以勾股之差自相乘为中黄实”，如此这般译出，实在缺乏视觉上的简明，难以流传。更何况它们并不像漂亮的珐琅工艺品，缺乏立即生效的应用场景。西方在近代的许多发明常常是为了巨额悬赏，如小说和电影《经度》中展现的那般，耗费多年心血研发的精密钟表，是为了航海测距的准确性，而这类悬赏的发出也往往因为它们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经济利益。否则，单凭一些学者的努力，远不足以让近代科学的种子在本土扎根。

与之相比，实用的科学仪器则受到了更明显的重视，正如展览中的各种测量仪器和自鸣钟，早自明末开始，传教士往中国带自鸣钟就成了固定的国礼。经过利玛窦的反复拆装演示，中国人开始尝试仿制自鸣钟，之后已能完全自主制作和修理了。清代的贵族家庭中大多有不止一座自鸣钟，譬如《红楼梦》中就有十几处描写。

反过来，那时的法国了解中国，多是靠旅行家和传教士，而将中国自己的典籍翻译到欧洲也并非易事。当时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除了皇帝，更热情的是启蒙运动的几位重要思想家，尤其是伏尔泰和狄德罗。1688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贝尼耶根据1687年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家孔子》，将《大学》《中庸》和《论语》三章翻译为法文，形成《论语导读》，并且表示，“希望能用中国的智慧，来培育欧洲年轻国王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希望法国贵族能“汲取灵感，培养友爱、温顺、质朴和人道的精神”。这大大推动了欧洲学者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热潮。

2、“海上瓷器之路”的艺术输出

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和热情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背景。早在唐代，对外贸易的繁荣兴盛，各类工业领域的发达，有许多细节都超乎今人的想象。单以出海的船舶为例，唐代的造船基地就有几十处，其中的宁波和温州分别年产各类船只600余艘。《新唐书》记录了一条“广州通海夷道”的超长航线，由广州起航，经今越南东南部沿海到达马来半岛，再经新加坡海峡到达苏门答腊岛，再过爪哇岛，西出马六甲海峡，跨越印度洋，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最后沿印度半岛西岸达波斯湾，几乎与700多年以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一致。自此海上贸易的航道已经初具雏形。就连唐代的各种外销瓷之中的一种——越窑青瓷，都已经在现今20多个国家中有出土记录。在今苏门答腊附近的海底发现的阿拉伯船“黑石”号，满载了约6万件唐代文物，其中单瓷器就有5万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