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派到思潮，从画家到作品，陈履生在历史长河中溯流追源，用简明而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中国绘画艺术曲折而丰富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让我们得以赏尽中华文明绵延万年的风雅传承。比如在谈到人类绘画历史时，他从考古学介入：“人类的绘画始于记事的功用，始于对未知的探索，始于对信仰的崇拜，始于对自然的模仿，始于对美的追求。就功用而言，在距今 3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省朔州市峙峪遗址中，就发现了一片兽骨刻有似羚羊、飞鸟和猎人的图像，这种早期的肖形与仿生的刻画，无疑是和生产、生活相关的，对图像内容可以做种种猜想，但基本的功用是可以确定的。由刻到绘装饰手法的不同，可以视为表现方式的递进。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在距今 70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遗址所见之《猪纹方钵》《稻穗纹陶盆》等都体现图像与生活的关系。半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绘陶器，明确了绘制在工具材料方面的成型，以氧化铁和高岭土为主要成分的红色和白色，构造了彩陶花纹的律动，这是中华文化发源地的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创造，其以数量之多、图案花纹之复杂，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国距今 1万年至 6000年间最重要的绘画遗存，说明历史进入了早期文明阶段。考古学把人们带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世界之中，那些被发掘出来的陶器似乎在叙述着历史。通过地层关系所表现的时代特征，揭示了中国绘画以装饰性的表现开启了绘画史的第一篇章。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彩陶人面鱼纹盆》和《彩陶舞蹈纹盆》，实际上表现的是两种主题：前者表现的是人和鱼的关系，反映的是以渔猎获得食物的生产方式；后者表现的是人类的生活，‘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彩陶舞蹈纹盆》的纹饰分3组，每组5人手拉着手，蕴含着自然生发的情感表达，为了记录这种情感而作的绘画，是此后绘画发展史的重要脉络。在以装饰性绘画为主要特征的彩陶上，不同的文化类型在绘画上的差异性，表现了中国绘画在开始时就存在地域性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