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的经纬里,故乡宁海的年味总是比别处消散得更慢一些,东海之滨的这座小城,却在正月十四的夜幕下点燃了最炽烈的光,那是宁海人独有的“十四夜”。这座被《徐霞客游记》开篇称作“云散日朗,人意山光”的浙东小城,以一场错位的时序狂欢,将元宵节的历史叙事改写成独属于山海的密码。
作为旅居京沪的文艺工作者,我常在异乡的元宵灯影中恍惚,北京庙会的绚丽,南京秦淮灯船的旖旎,像精装书里工整的插图,美轮美奂,而宁海十四夜更像从土地深处迸发出来的不屈。这里的人们在正月十四的寒夜里舞动龙灯,在青砖黛瓦间炸响百面铜锣,让狮子舞的鬃毛扫过六百年前的童氏宗祠,十里红妆的朱漆,至今仍在王澍设计的曲面混凝土墙上流淌。宁海的元宵不是被观赏的风景,而是每个游子血液里奔涌的潮汐。
宁海人将元宵提前至正月十四的习俗,像一道隐秘的历史切口。元代至正年间,方国珍在浙东沿海抗元,为防元军夜袭,百姓提前在正月十四夜燃火执灯,用光与声筑成防御的城墙。战火早已湮灭,但这个被折叠的时间节点,却在宁海人的灶台、祠堂与街巷间代代相传。我少年时总困惑于长辈们执拗的“十四夜”叫法,直到1984年元宵行会上,看见前童古镇的鼓亭底座刻着“洪武廿年童氏造”,才惊觉这错位的时序里,藏着比正史更鲜活的文化密码。
宁海的元宵的仪式从清晨便开始发酵,母亲会折来带着霜痕的樟树枝,用红绳系在门楣,说是能驱赶“晦气”,父亲则蹲在院角烧起樟树叶,青烟裹挟着噼啪声漫过马头墙,这叫“炟址界”,用火为家宅划出结界,这些带着巫术气质的古老仪轨,与后来我在墨西哥亡灵节看到的万寿菊祭坛、在印度排灯节触摸的陶土油灯竟有某种精神同构性。人类对光的崇拜,总是与对黑暗的恐惧共生。
若说宁海十四夜是一曲交响乐,前童古镇的元宵行会必是它的华彩乐章,这座依照“回字九宫八卦”布局的明清古镇,在正月十四化身为流动的民俗博物馆。我曾挤在巡游队伍中,看十八房童氏子孙抬着祖传的鼓亭、抬阁与秋千,如同移动的星座划过铺满鹅卵石的八卦水系。
“鼓亭”是行会的灵魂,这些高达四米的木质楼阁,通体覆盖着宁波特有的朱金木雕,八仙过海的衣袂在榫卯间翻飞,牡丹凤凰的鎏金在夜色中流转,最绝妙的是顶层安置的铜锣,随着抬夫步伐的震颤,锣声与檐角风铃共鸣,仿佛整座建筑都在奏乐。“抬阁〞上的孩童被塑造成戏文里的忠臣孝子,《杨家将》《白蛇传》的剧情在离地三米的空中悬浮,他们华美的戏服与冻得通红的脸颊,构成最具冲击力的美学悖论,“秋千阁〞的旋转轴上,扮作嫦娥、哪吒的演员随着惯性飞旋,宽袖罗裙在离心力作用下绽放如花,这样的巡游是中国古代机械美学的活态展演,龙灯队伍总是压轴登场。宁海的板龙不同于常见的布龙,龙身由数百块樟木板连接,每块木板都是一户人家的祈福载体。当火龙在童氏宗祠前的广场盘绕时,持龙者呼喝的号子与铜锣声、爆竹声混响,震得梁上燕巢都在颤动。我衬思这或许就是“艺术源于生活”的最佳注脚,龙灯的重量需要全村壮年男性共同协同,舞动的韵律必须与心跳同频,那些被火光镀上金边的脊梁,本身就是最浑厚的雕塑。
十四夜的狂欢里,总有一抹红色如血管般贯穿始终,那便是宁海独有的“十里红妆”。作为中国婚俗文化的活化石,这项国家级非遗在宁海获得了双重生命,既在博物馆的玻璃柜中凝固成历史切片,又在当代艺术家的解构中重生。
“十里红妆文化园”,王澍用混凝土浇筑出仿竹编纹理的曲面墙体,将传统工匠的指尖记忆转化为建筑的语言。展柜里陈列的“万工轿”令人窒息,七百八十块朱漆木雕镶嵌珍珠贝母,轿顶的贴金龙凤需要工匠耗费三年光阴,更震撼的是展厅角落播放的纪录片,九十岁的“泥金彩漆”传承人用发颤的手将金箔贴上漆器,每一道裂纹都是时光的笔触,东方工匠将历史注入了生活的烟火气。
我的艺术启蒙正源于此,童年时在外婆的嫁妆箱里翻出的银鎏金发簪,纹样竟与潘天寿画中的兰草神似,那些漆器上层层叠叠的“朱砂罩金”工艺,分明是东方版的〝坦培拉〞技法。后来在巴黎奥赛美术馆看到梵高的《向日葵》,突然意识到宁海手艺人将朱漆与金箔碰撞出的炽烈,与后印象派对色彩的疯狂追求何其相通。或许艺术的本质,本就是不同文明在极致处的相遇。
作为艺术大师潘天寿的故乡,宁海的文化肌理中始终跃动着艺术的基因。在“潘天寿艺术中心”,潘先生那幅《雨霁》焦墨斧劈出的雁荡山石,与十四夜行会中鼓亭的朱金木雕形成奇妙对话。他的“强其骨”理论,何尝不是宁海人文化性格的写照?那些抬着三百斤“鼓亭”走街串巷的汉子,那些在凛冬赤膊舞龙的青年,他们的肌肉线条里分明流淌着与潘天寿笔下雄鹰相同的骨力。
宁海十四夜必吃的“糊糅羹”,相传是戚继光抗倭时发明的军粮,将野菜、薯粉与海产烩成一锅混沌却炽热的滋味。这种“杂糅基因”里在潘天寿的画中如松石与秃鹰的冲撞。在当代则演变为非遗市集上的实验戏剧,平调耍牙的传承人含着獠牙表演《白蛇传》,而旁边电子音乐人用采样器收录铜锣声进行即兴创作。这种原始与现代的撕扯,恰似潘天寿在《小龙湫下一角》中用金石线条勾勒流水,在冲突中寻求平衡。
宁海的文化姿态这座东海小城里没有屈从于“非遗活化”的标准化模板,反而将边缘性转化为创作的优势。前童古镇的元宵行会拒绝电子灯光污染,坚持用桐油火把照明,因为火光跃动的阴影才是祖先看过的模样,强蛟镇的渔民用废弃船木雕刻龙灯骨架,让海洋的腥咸渗入木质纹理,甚至菜场里卖“十四夜汤包”的阿婆,都会用胡萝卜雕出微型龙灯点缀蒸笼,在这里,生活与艺术的界限早已消融。
我的艺术创作始终带着宁海人倔强的烙印,我试图用三百个微型鼓机组成装置艺术,内部传感器将观众的脚步声转化为锣鼓频率,以“十里红妆”为灵感的朱漆家具系列,用3D打印技术复刻了万工轿的雕花肌理,也许西方评论家不知道“东方魔幻现实主义”的源代码,其实这些早就写在宁海老街的砖缝里,写在舞龙汉子滚落的汗珠中,写在潘天寿画作里那方永远氤氲着山气的砚台上。
此刻,我站在上海工作室的落地窗前,远处CBD的霓虹像一片人造星海,手机里传来家乡视频,前童的龙灯正穿过鼓亭馆的玻璃幕墙,古老的光影投映泥土褶皱里,如同过去与未来的双重曝光。我突然明白,宁海十四夜从来不是怀旧的标本,而是一场永不停息的创造,就像东海潮水,在看似重复的涨落中,其实早已崁入宁海人的血脉里。
文丨孔达达 二级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