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是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却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光阴，守护着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一待就是五十多年。她就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敦煌女儿”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樊锦诗。

近日，樊锦诗的新书《我心归处是敦煌》出版，这是她的口述史，由北京大学顾春芳教授记录撰写。10月21日，樊锦诗接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回到母校介绍了这本新书，并和读者们畅谈了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敦煌文物保护。

樊锦诗在莫高窟第272窟

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中，樊锦诗首度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师从宿白、苏秉琦等考古名家的青春求学往事，与终身伴侣、武汉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先生相濡以沫的爱情诗篇，五十多年坚守大漠、守护敦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高精科技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之美的动人故事……

本书独家收录了一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展现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深度解读敦煌艺术崇高之美，全面呈现敦煌石窟考古和莫高窟文保事业的筚路蓝缕，详细披露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的故事。

樊锦诗介绍，中国的石窟寺考古始于她的恩师宿白教授。“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一书，堪称50年代的学术典范。在此之后，宿白先生又把目光转向了云冈石窟研究，这实际上是第一次把石窟寺考古和理论结合起来。1996年结集出版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至今仍是考古系师生的重要参考。”

宿白教授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奠定了基础，但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石窟寺考古要完成的工作远远没有完结。樊锦诗说：“考古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提供基础材料；所谓的基础，就是要包括所有方面的材料。敦煌研究院的意义，在于保存并毫无遗漏地提供所有的资料，给政府，社会和研究者。从而使得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研究出不同的方向的成果。”

樊锦诗进一步举例，比如研究壁画，不能只关注壁画本身，只关注上面的故事，要深入到壁画本身的材料，所用的颜料等等。研究塑像，要知道塑像胳膊里用的木头是什么木材，从而进一步去研究木材使用和时代变迁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