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残稿》一卷

司马光（1019-1086）其人，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 ，故世称涑水先生。曾在地方任武成军推官，滑州韦城县知县。赴京后于国子监、大理寺丞、太常礼院、史馆、吏部、开封府、三司等多个部门任职。他还多次直言上书立嗣问题，深受宋仁宗、宋英宗信任。宋神宗即位后任其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但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离开中央。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其助手刘攽、范祖禹、刘恕等人的通力协作下，历时十九年编纂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该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成《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全书编成后，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即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资治通鉴》确实凝结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

资于治道，以鉴来者

本次活动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彪，结合相关史料，对司马光的一生进行了客观评述，并着重就《资治通鉴》所记载的1362年间历代盛衰得失的评价、“资于治道”的治国理政思想、《资治通鉴》在传统文化方面以及史学研究方面的价值进行分析。

根据游彪研究，“修心之要”与“治国之要”是司马光在该书中重点提及的两个“治道之思”。所谓“修心之要”，主要指涉领导力的修炼与培养。“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说的是统治者的大仁，作为一国之君，应当“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所谓“明”讲的是为君者的判断决策能力，明君应当“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之后则谈“武”，这里的“武”不是武力，而是说君王应当具备刚强坚毅的人格。

“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归纳起来，关键在于“用人”。为君者应善于委任人才，奖赏要有信用，惩罚则必要落实。游彪以唐代李世民所践行的五则用人标准为例，为君者用人应挑选那些讲真话、能力强、有德性之人，同时应做到信而不疑且不避嫌。

此外，游彪还强调，《资治通鉴》并非全然是关于权术，它实则是意涵丰富，且具有普世意义的。明代王夫之层言，《资治通鉴》包含了“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体人之道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作为经典古籍，《资治通鉴》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书中所体现的重政治、重一统、重礼制、重仁爱以及重文明也是中华文化所内涵的核心理念。而在《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中，也处处体现出司马光的价值倾向。游彪讲解说，在司马光看来，“正统”是不可撼动的，以南北朝为例，司马光只把南朝宋齐梁陈当作君王看待；五代十国部分同样如此，只记五代，而十国是没有本纪的，司马光的“大一统观”从中可以窥探一二。

在编纂方法上，《资治通鉴》保留了许多目前已失传的史书中所记载的内容。该书使用“作丛目——修长篇——删定成书”的“三段法”筛选史料。同时，司马光还修撰《资治通鉴考异》，反复考订史料的异同之处，汇集不同记载以及取舍的理由和根据。此外，为了便于阅读，他附编《资治通鉴目录》，纪年于上，列卷数于下，作为全书纲领。

宋代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资治通鉴》，在金元明清时期，成为经筵教育的重要内容。后世对于《资治通鉴》的研究也催生了“通鉴学”的兴盛，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仅存手稿展出

国家图书馆藏《残稿》一卷，为司马光手书原稿。此稿宽33.8厘米，长130厘米，共计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五字。记载了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将作乱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还止，一年的史实。每段史事写开端数字或十数字不等，以下接“云云”二字，为今通行本第九十二卷内容，但有很多不同。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赵前从这份稀世珍品的形制、内容、书法等方面，对这份手稿进行了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