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传帮带

在当下，世人的情感在漂移着、游走着，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刷，淡化着人与人的关系；麻木的金钱世界，更使虚伪侵袭了真诚，实惠替代了奉献，很难寻觅到真挚的情谊了。可在军旅却不同，一群为信仰而献身的人，不因为岁月悠悠淡化了血肉凝成的友谊。尤其在面对这一篇篇书稿时，愈发感到亲情友情并没离我们远去。

用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传帮带，使我军光荣传统发扬光大，裴九洲是一位忠实践行者。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深有感触。

原39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王定康说：

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锣鼓喧天的庆贺声中，我从连队调到师机关，担任师党委秘书工作，从此认识了裴九洲政委。

师机关院子并不大，家属院和办公楼也很近，加上秘书工作的性质，和首长们有很多接触，而裴政委是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位首长。他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晚上经常加班，十足的“工作狂”；他工作极其认真、严格，办事十分周到、严谨；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坚持什么、反对什么都非常鲜明。

当时，我还年轻，无法真正理解作为一个师政委、党委书记肩上的责任有多重，但是从秘书的角度，我慢慢在感受他做每项工作，处理每件事的方法和风格，这些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原115师师长张作礼、政委王兆英在文中说：

 他最令人钦佩的品格是公道正派。老政委为人做事，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从不搞歪门邪道，如在干部使用等重大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德才标准，知人善任，从不搞亲亲疏疏，厚此薄彼，还特别注意干部之间的优势互补，合理搭配。因此，在他领导下工作，广大干部战士的积极性都很高，不用担心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张作礼、王兆英还回忆一件往事：

老政委不趋炎附势，也不落井下石。在“文革”中，我师接收原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等同志到师农场劳动锻炼，他具体负责落实此事。他对转眼之间就变成“反革命”、“走资派”的老领导、老革命，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还特地交代农场主要领导，要在生活上多关心照顾好这些建国功臣。随后，他又找到农场副场长，让他经常看望并把住宿、伙食安排得好一些……正是在他的授意下，师农场对来农场劳动的甘渭汉等同志照顾得很好。多年之后，甘政委提起这段往事，都十分动情:“在那个年代，115师没有把我们当敌人看待，真不容易啊！”

裴九洲原在115师的老部下李文、白喜成，以“一次心灵祭奠”为题的回忆，令人感动。李文、白喜成说：

2003年4月1日，老政委又分别给我们打来电话，深情地说：“李文，喜成啊！清明快到了，请你们代我祭奠老连长杨邦华……”我们的老政委，时隔60年，仍怀念着他的老连长，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和品格！

杨邦华，四川巴东县人。1932年参加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46年8月27日，在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杏树岗剿匪战争中，不幸中弹光荣牺牲。为了纪念这位老红军，1984年，我们的老政委裴九洲曾专程找到他的老连长，以及一同牺牲的战友墓地祭奠。2007年，又与多位战友一起促成当地政府重建“杏树岗战斗”烈士墓碑。4月5日清明节，我们俩从齐齐哈尔奔赴杜蒙县敖林乡，利用两天时间，找到了杨邦华烈士墓。我们看到：60年前的坟茔地建成了现在的“杏树岗烈士陵园”，“杏树岗剿匪烈士纪念碑”顶天立地，巍然矗立。我们站在“纪念碑”和杨邦华等47位烈士墓前，手捧鲜花，身鞠三躬，为老政委裴九洲代祭奠他的老连长，以及与他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了却老政委的心愿。

如今老政委也去世了，我们今后如有精力，也还会去看望那挺立的墓碑。

原辽宁省军区政委张德友说：

我感受最深、收获最大的是写作能力和文字水平的提高上。我不论是做秘书工作，还是当组织科长，参加会议、起草通知、写会议纪要和工作报告，以及总结经验等各种文字材料，是我一项经常性的重点工作。实事求是讲，开始我的文字水平一般，写作能力不够强。但每逢重要文字材料，裴九洲老首长总是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具体研究，成稿后他在审查中又亲自修改，把关特别严格，并且耐心讲解写作中要注意的问题。这既体现了首长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又是对我们实际的传帮带。如果说我后来写作和文字水平有些提高的话，与裴九洲老首长当年的严格要求和精心培养是分不开的。

裴九洲抓部队政治工作，方法独特，与众不同，特别重视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没有空洞的说教和不切实际的口号。

原39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石俊说：

1966年，我在115师343团7连任政治指导员时，老政委从115师炮兵395团政委调任343团政委。当时，部队正在执行国防施工任务，条件非常艰苦，各部队居住分散居住在当地老百姓家中。老政委到任不久，就深入到我们连队蹲点， 一蹲就是一个多月。老政委在我们连队蹲点期间，我和老政委白天一起工作，晚上同睡一个炕上。

当时，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调动干部、战士的积极性，落实好国防施工“优质、高速、安全、低耗”的八字方针。老政委耐心教我如何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如何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如何抓活思想、有针对性地讲好政治课，如何发挥党小组长、班长的骨干作用，如何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等等。

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干部、战士思想上不理解，干劲上受影响。老政委专门在我们连召开现场会，作了《如何做好部队稳定工作，圆满完成国防施工任务》的专题报告，对于及时解决干部、战士的思想问题，推进国防施工任务圆满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老政委在连队，与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同干部促膝谈心传、帮、带，跟思想落后的战士交朋友。当干部、战士思想上有疙瘩时，不是一味的批评指责，而是耐心地说服教育，用自己具体的、实际的行动感化、说服干部战士，使政治工作更加紧贴部队实际，也使政治工作更加具体化，特别有亲和力、感染力

裴九洲经常到连队蹲点，成了干部战士工作上的老政委、老首长和亲密战友，也成了他们生活中的良师益友。崔景山说：

1970年5月，我入伍不到一年，被火热、新鲜的连队生活感染，大胆创作了一篇反映连队生活的短篇小说，没想到很快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为此，当时，时任115师政治部主任的裴九洲首长，亲自在我们343团接见了我，谆谆教诲至今难忘：“不要因为发表了小说就骄傲自满，要虚心向老兵学习。”“要多读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这样才能心明眼亮，不迷失方向。要脚踏实地，不能好高骛远，敢于吃苦受累，做一名合格的军人。”“要好好发挥自己爱写作的特长，搞好连队的宣传报道，为部队的建设增砖添瓦。”

一名新兵，能够受到师首长的单独教诲，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我却莫名其妙地享受到了，能不高兴吗？打那以后，我感到在连队，不论是训练、学习，还是工作、写报道，仿佛都有一双慈祥的大眼睛看着我，让我不敢怠慢，不敢偷懒。有时遇到点困难受到点挫折，想想首长的教诲，也就挺过去了，总觉得前面一片光明。

当兵第一年，我在完成站岗、 放哨、训练、“支左”任务的同时，挤时间写了100多篇反映连队生活的稿件，有40多篇见诸报端，成为军、师、团开展宣传报道工作的战士典型，还先后在团、师、军介绍了经验，并荣立了三等功。记得在师里介绍经验时，我深情地望着主席台上坐着的裴九洲首长，心中充满着感激。

1980年，裴九洲任39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全国都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部队面临精简整编和百万大裁军的形势任务，人员思想复杂。裴九洲提出要注意抓好两头。首先是抓上头，要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作为工作的指引。同时要抓好部队的现实思想。他指出，把上下两头结合起来，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实。朱石明回忆说:

我那时是秘书处长。根据裴副政委的要求，我们重新学习邓小平同志1977年底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针对今后部队将有大批干部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从军事战线转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线的现实，如何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任务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裴副政委和我们一起研究，着手在部队开办“军地两用人才学习班”。这项计划，得到军党委、军区领导和辽宁省委及各地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部队广大官兵的响应。在军队干部中，顺利地开展了学习工农业知识、科学知识，以及驾驶拖拉机、汽车的技术。使官兵既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学习数、理、化等文化知识，做到“一专多能”。顺利地完成了部队的精简整编工作。

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经过学习，我在转业回上海市时，很快得到了安置，并顺利的完成军地工作的转换。我们八十年代初转业复员的官兵，尤其江苏无锡接收的部队上千名的干部战士，都得到了重用，并在地方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了作用、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