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主题”是否真的迎来了新的一轮创作高峰呢？

我们既要展望未来，更要回顾历史。

20世纪中国美术史，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新中国以来涌现了一大批经典的作品，从徐悲鸿的《从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到五六十年代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黄胄的《洪荒风雪》和刘文西的《祖孙四代》，再到八九十年代周思聪的《人民与总理》等，对这段时期的艺术成就的关注和整理，一直以来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陈履生先生。

今年国庆前夕，陈履生新着《共和国画卷上的红色经典》出版，此乃陈履生先生继《新中国美术图史》《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等之后出版的又一力作，伟业、脊梁、建设、农业、军事五卷，已经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还有“领袖”卷待出版。着名美术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薛永年教授认为该书有三大特征：一是内容详实、整理系统。二是有问题意识，并非简单的编录图典。三是有图有文，绪论和图典结合。该书的出版对于新中国美术史研究和教学来说可谓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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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重叠，使得一些“红色题材作品”一直受到市场的追捧。

问：近日，李可染《万水千山图》《井冈山》分别以2.07亿元、1.3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是否在某种程度又掀起了新一轮对红色主题创作关注的热潮？

李可染《万山红遍》  1964年作  设色纸本

陈履生：李可染的红色主题山水画创作在拍卖市场价格一直非常高，其重要原因是这一题材的作品在李可染的全部作品中非常特殊，这一题材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因此，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重叠使得这类作品包括像《万山红遍》等一直受到市场的追捧。

李可染作品中这类题材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对于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藏家希望获得这样的作品（如上海的龙美术馆，还有香港一藏家也非常热衷于收藏这类作品），因而使得这类作品在市场上的价格水涨船高。

问：您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属于“红色主题美术创作”？其产生的背景是？

陈履生：在我的研究中，我很少或者几乎是没有用过“红色题材”这一说法。其实“红色主题”是一种民间的提法，我通常将其称之为“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主要是指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政治诉求的这样一种主题的创作。包括像抗战时期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以来以各个政治运动以及生产建设相关联的这些作品。包括像以毛泽东形象为题材的作品，以毛泽东的出生地以及表现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的作品等，我们把这些称之为“主题创作”，这类创作在题材上有它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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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的推动，使得本来在世纪之交已经呈现颓势的主题创作，又重新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问：能否谈谈新中国以来红色主题美术创作发展的历程？

陈履生：从历史的角度看，50年代初以写生为基础的传统国画的改造，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使传统国画获得了新生，但是，在60年代以后不断政治化的社会现实中，这种以名胜风光的写生“为国画创作开辟新的道路”这一最初的动机，渐渐被更进一步的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功用所替代，名胜风光成了一种新的闲情逸致，显现出不能和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问题。因此，这之后所组织的写生活动亦由昔日的名胜转向新的名胜——革命圣地。从此，由5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的以表现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的山水画，在日益政治化的社会现实中开始流行。显然，以表现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的山水画，为山水画进一步为政治服务找到了安身立命的题材，而其意义则超出了题材之外。革命圣地的出现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而且对美术创作、特别是对国画中的山水画和油画中的风景画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50年代初期的美术创作中，因为油画和雕塑的自身特点，在表现领袖和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中发挥了所长，出现了一批在20世纪美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但是，传统的中国画面对这一历史的重任，许多画家不仅显得力不从心，而且深感旧形式与新内容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改造国画的现实中，国画家们由最初的革命圣地写生，到后来的专门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创作，为60年代以后的山水画的出新和发展开辟了一条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