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

从保存下来的《中日绘画联合第三次展览会目录》来看，金城并没有在参展画家及作品的选择上体现出明显的门派之见。真正招致“北京画界同志会”诸家强烈不满的，是他的画学主张。金城的画学思考集中体现在《北楼论画》和《画学讲义》中，从这两篇文献的完成时间可以推测他的画学思想大约形成于民国十年左右。在《北楼论画》中，金城表达了与“北京画界同志会”诸家不尽相同的画史认识。在他看来，唐宋之际的画院画家在格物穷理和传遗摹写方面达到了逼真入微、“登峰造极”的程度，是中国“画学全盛之时”；然而因“人情恒厌故而喜新，物理至穷极则必反”，画学在宋元之后则变工致浓丽为超逸淡雅，由工笔而转入写意的时代。金城所说的画学全盛时代，正是凌、姚等人认为的画家画的兴盛时期，他本人对于宋元院体绘画（即凌、姚等人所指的画家画）的推崇并无疑问，但他究竟如何看待明清时期以写意为特征的文人画，却是引发争论的焦点。

从宣扬宋元院体绘画角度出发，金城始终立足于画家画，将画内功夫放在第一位，并不认同文人画将画外功夫作为衡量绘画高低的价值标准。在《北楼论画》中，他公开质疑明代沈石田、文征明、唐伯虎、董其昌、徐文长等文人画名家的绘画水平，认为他们：

皆名冠当时，而考其造诣，则实近于率尔操觚者。盖非其画之独足以流传也，乃其文字之长，足以辅助而生色。观其每作一帧，必额以耑家一字法，题以绝妙之诗词，文字既冠绝一时，画之名遂因而大著。

在《画学讲义》中，金城更在陈述了画家画长于功夫、文人画善写气韵的一般观点后，进一步提出“若细推求之，所谓士夫画者，即简略不能成为画也。”当然，以金城的眼界和经历，他不可能没有认识到文人画家在抒写精神情感和提炼笔墨意趣方面的成就，但在宋元院体工笔画和明清文人写意画之间的选择中，他的立场非常鲜明。这种选择的进一步延伸，则是金城崇尚工笔而贬抑写意的画学主张。他对于工笔和写意的概念认识，并不局限于绘画形式层面，主要是从其所代表的画学理念出发的。金城提出“工笔固未足以尽画之全能，而实足奉为常规；写意虽亦画之别派，而不足视为正宗。”强调了在“画学至写意而已微”的时代，恢复工笔的主导地位才是中国画的现代出路，本质上是借工笔重视格物穷理、传达入微的特性，恢复师造化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