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史料的钩沉，对民国北京画坛传统派内部的一次分裂事件进行重新解读，呈现了彼时北京画坛不同画学思想间的摩擦与碰撞。

在探索中国画学传统现代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金城从宋元院体绘画出发，以工笔为途径，将师造化传统的复兴作为振兴中国画学传统的基础；而“北京画界同志会”诸家却普遍认同陈师曾的文人画理论，坚持明清文人画的写意特征，将绘画的主观精神特质作为中国画学传统的现代价值。

“槐堂风雨一相违，君在欢愉变是非。

此后更谁强夺扇，不劳求画画将归。”

这首《题师曾为余画扇》，收在甲子（民国十三年）至丙寅（民国十五年）年所录《白石诗草》中，原稿第二句旁附注称“师曾在日，文酒诗画之交流，此时已分为两党”，透露了民国北京画坛传统派内部的一次分裂事件。以往的研究认为，齐白石诗中所指“分为两党”，是金城殁后其弟子在中国画学研究会之外另立湖社的事件。但这首诗原题于陈师曾的画扇上，是陈师曾逝世后，齐白石为了弥补朱悟园没有陈师曾作品的遗憾，转赠自己的藏品时所作。原作与《白石诗草》所录版本略有出入，“槐堂”作“山斋”、“欢愉”作“欢呼”，落款为“齐璜甲子秋题”。由此可知，齐白石写作此诗时金城尚在，诗中所指不可能是发生于两年之后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与湖社的分裂。那么，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齐白石对于陈师曾身后的北京画坛产生了今昔之感呢？

民国十三年春天的北京画坛正在筹备“中日绘画联合第三次展览会”，这个始于民国十年的半官方展览会，不仅为中日两国画坛继承和发展传统艺术提供了交流借鉴的平台，更催生了中国画学研究会，推动了民国北京画坛传统派力量的凝聚。继民国十一年陈师曾、金城及其弟子吴镜汀、金勤伯携北京、上海画家作品四百余幅赴日本东京，开第二次展览会取得成功之后。计划在北京和上海相继展出的第三次展览会，无疑是传统派画家争相亮相的有利平台。然而，定于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及董事会一部举办的展览会开幕在即，前一天的《晨报》却登出一则消息，称“唯据深知内幕者云，颇有人欲利用该会，以达其或种目的，故画界中颇不一致，或将有所表示。”虽然，这则消息既没有点明针对何人，也没有交代具体的事由，连这个所谓“深知内幕者”的身份都无从追踪。但是，它却给读者留下了一个且待下回分解的结尾，预告了以“中日绘画联合第三次展览会”为契机，北京画坛传统派画家间的矛盾终将浮出水面。

民国十一年金城、陈师曾等赴日举办“中日绘画联合第二次展览会”

“中日绘画联合第三次展览会”展出之际，日本画家荒木十亩、小室翠云、渡边晨亩等十余人到访北京。四月二十六日的《晨报》头版刊登了一则题为《北京画界同志欢迎日宾绘画展览会》的广告。然而，这场名义上为了欢迎日宾而举办的展览并不在中央公园，而是“因中央公园会址既窄，而主持其事者复意存畛域，不足以尽贡献之忱，爰公同商定于阳历四月二十九日起至五月二号假前门外樱桃斜街贵州会馆”举办的另外一场展览。由此为我们锁定二十四日《晨报》消息中矛盾双方的身份提供了新的线索。画界同仁之所以要在“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展出期间另起炉灶，症结在于其主持者的门派之见。那么之前那个所谓“欲利用该会”的人，自然指的就是这次展览会的主持者。此时陈师曾已经去世，能左右该会意志的唯有金城与周肇祥，这个“意存畛域”的组织者是否就在二人之中呢？虽然在此次分裂事件中，于贵州会馆另起炉灶的画家群体频频发声，质疑中央公园展览“陈列不足尽中国画界之精神”，强调另开展览是“因有一部分人排斥异己之结果”，但遭到他们激烈批评的“中日绘画联合第三次展览会”的主持者却始终未见回应，其身份一时成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