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施莱默与包豪斯的大师们

比如，他早在一九一二年就坚定地转向现代主义，却在任教包豪斯期间坚持成为一个“太过古典”的人；在这一被视为“整个现代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象征”的明星团队里，他时常考虑的是“改变包豪斯–德绍这个星丛，不让它太舒服”；他与包豪斯的权力轴心始终保持疏离，却通过书信与日记为后世提供了包豪斯唯一一份审慎而又忠诚的观察记录；他身处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却对包括抽象主义在内的几乎所有斩钉截铁的论断多有讽刺挖苦；一旦纳粹成功展开对现代主义艺术和艺术家的污蔑，他又认认真真地表示，如果有机会就肯定画抽象画，“尤其在一个禁止这么做的年代”。他的背时，全然不是以一种英雄主义式的抵抗姿态，更像听从了某种内在的律令，不得已而为之。　　

相比于包豪斯的一些艺术家同事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的巨大声誉，在战争期间去世的施莱默属于较少有人问津的一个。即便在生前，他的作品的不可阐释性，他的言论的变动不居，也使得他通常被认为是包豪斯大师中立场最暧昧的一位。不过在他的艺术创作和日常写作高度一致的地方，我们可以重新看待这种暧昧性、含混性：与其把他的种种脱序理解为因政治淡漠而抽离社会运动的现场，不如说，恰恰是对任何同一性强制的拒绝本身，成了他“最低限度的道德”。齐泽克［Slavoj Zizek］在阿多诺［Theodor Adorno］《寻找瓦格纳》的最新英文版序中写道：“只有通过对这些清晰的命题的背叛，我们才能对它那解放的冲力保有忠诚。”这句本身就非常阿多诺式的话，似乎不仅可以用在被贴上标签和作为标签的“包豪斯”那里，也可以用在被长久遗忘的施莱默这里。——选摘自译者识 《施莱默的现代性与最低限度的道德》

施莱默书信与日记选摘

日记

一九一三年六月

艺术作品是一份关于自由的宣告。对于人类而言，还从未有任何事物比自由更难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