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作品

此跋作于1976年未，其时两个“凡是”依然流行，文化思想尚囚禁于惯性之中，两位饱经风霜的老友相会，头上的“叛徒”、“右派”帽子尚未摘除，自然不能畅所欲言，只能在许可的范围表达自己的心意，尽管如此，风骚之意隐匿，天地之心昭然。可以看出，此时“自然”不只是张仃的身体避难处，也成了他的精神庇护所。张仃称：“吾画数十年，每创一格，辄复弃之，益求深造，吾终不满于既得之成，故吾屡变”，显然不是由衷之言，而是一种自我安慰。事实上，张仃每次“画风大变”，都是强大的外力使然，一种画风刚形成，旋即被打断，留下无尽的遗憾。到“文革”后期，趁监管放松，张仃躲到香山养病，在自然的怀抱里，画心又骚动起来——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身为艺术家的宿命，张仃必须找到一条新的精神出路。这条路仿佛就在眼前，它风光诱人，似曾相识，历代失意的文人骚客都在这儿逍遥，寄托余生。然而，作为一位革命艺术家，张仃不可能真正的“出世”，而是将“出世”作为艺术探索的途径——“吾借镜前人，然吾多年心得，则以师自然宜居首要，草木山川，朝晖夕阴，凡此变化，无一而非吾师也。”

尽管不是真的“出世”，张仃对自然的痴迷与神会，决不亚于任何一位“出世”画家。陈布文1974年7月25日致长子耿军的家书可作小证：“在香山住了几天，雨天，所以还说不出什么感觉来。只是阿爸睡得很好，他是一直在赞美，虽然常常弄到中午还什么也吃不上，一连几天是咸菜泡饭（饭也馊菜也霉了）但他仍是赞山赞树……”观张仃这时期的写生画稿，画家喜悦、投入与忘我之情跃然纸上，其中有这样的落款：“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于六级风中”——要知道，十一月中下旬的香山，天气已是非常寒冷，年近花甲，病魔缠身的张仃，在六级寒风中对景写生，如果没有神凭的力量，如何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