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焦墨写生

笔者至今记得，1987年秋北京中国画研究院举办“张仃山水写生画展”，老画家何海霞看了展览后，十分感慨，在研讨会上发言，赞叹张仃是“用生命作画”，惭愧自己是“玩弄笔墨”。其实，就中国画这门艺术而言，“墨戏”是一种传承已久、妙不可言的艺术趣味，具有别的画种不具备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如果不走极端，无可非议。倒是张仃，似乎生来缺少这种艺术趣味，正如他自述那样：进了美术学校，始知有文人画、匠人画的雅俗之分，“经过一番努力，虽然也能约略领会一些文人画的笔墨趣味，但并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与中国画》）他的兴趣所在，是活力丰沛的民间绘画及与之相通的西方现代绘画——“毕加索加城隍庙”。是“文革”狂飙，无情中断了这个艺术进程，同时又成就了张仃与“自然”的不解之缘，使他义无反顾走上“文人画”的道路——

我年近花甲之时，决心从小学生做起，纯以焦墨写生，犹如对自然“描红”，练眼、练手、练心，促使眼、手、心合一。从实践中悟到，石涛“一画”说并非玄虚，联系到从赵孟頫到董其昌“书画同源”论，重视以线为造型手段。经过不断实践，认识有所提高，不知不觉十几年又过去了。艺术劳动，可能也有惯性，每觉得以焦墨写生愈来愈得心应手，愈欲罢不能了。（《再谈我为什么画焦墨》）

这段话启示我们：焦墨写生，是联结晚年张仃与自然的“信物”，在自然的怀抱里，张仃的焦墨写生下笔如有神，欲罢不能；反过来说，一旦不能亲临自然，这场旷世之恋就无法持续，他的绘画创作也就失去强大动力。果不其然，1997年夏，八十高龄的张仃查出严重的脑肿瘤，遵医嘱家人从此不让他进山写生，他的创作激情仿佛随之而冻结。之后三年里，他没有画画，可谓破天荒。

2001年春，应同道好友的再三敦促，张仃终于拿起画笔，根据过去的写生稿画了一批焦墨小品。这批小品笔精墨妙，章法洗练，深得同行喜爱，张仃自己却不甚看重。据张仃的关门弟子，画坛新锐丘挺回忆：“2000年到2002年之间，张先生在家里画了一批四尺三开的焦墨山水，这些画是对以前的一些写生作品的重组、提炼。笔墨精简，意象高华壮健，更从容地写出他心里的精神境界，标志着他的焦墨之境又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当我们满怀激动地将一些读画感受告诉他时，他却淡淡地摇头笑道：‘我只不过是炒炒冷饭而已。’”之后，张仃就彻底歇手，从此再也没画一张画。

毋庸讳言，张仃的绘画有自己的短板，在“外师造化”与“中得心源”之间，存在明显的“偏至”。这种偏至主要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多年来，受“组织”、“党性”和“二为”思想的约束，张仃的“心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文山会海消耗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精力，损害了艺术创作必不可少的“余裕心”。唯其如此，晚年离退后，张仃才如此贪婪地投入自然怀抱，以焦墨写生释放压抑的情怀，寻觅失去的自我，找回艺术的“通灵宝玉”。张仃的自知之明和对艺术辩证法的领悟，使他从不刻意回避自己的艺术之短，反而因势利导发挥这种短，化短为长，构建自己的画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