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写意八大山人之《 鱼》，注有“存八大山人画稿”

齐白石《临八大山人画稿》

这种自发式的变革决心，1919年日记里更是表露无遗：“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作画数十年却说自己从未“称己意”，可见变法以前，他所学的八大那种冷逸一派的风格，并未能让他内心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得到充分发展。虽然他晚年也偶有感叹后悔放弃了八大一路，但是显然八大的时代和齐白石所处的时代已经迥然不同。而当时吴昌硕所倡的金石画风恰恰在形式上开创了面貌不同的书画风格，对齐白石产生了巨大影响。联系到他晚期的艺术风貌，不难看出对于齐白石来说，变法后“称己意”的艺术特色恰恰和“冷逸”不同，反倒是“热烈”有余的。这正是受到了吴昌硕的启发之后，齐白石在他的时代和境遇里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变革之路。后半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则揭示了另一问题，对照上面对于齐白石这一时期卖画所得的收入，不难看出，对于这次变法的出发点，恰恰不是迎合市场风尚。胡佩衡也说：“在崇尚仿古的环境里，白石老人这样是不受‘时流’欢迎的。”胡所指的“时流”正是当时京津地区所崇尚的“仿古”的僵化旧习。这时的齐白石，以卖画收入所得，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为了“自问快心”，实现自己的对艺术本真追求，哪怕违背市场风尚，不为外人所理解，即便“饿死京华”，他也要坚定地进行变法。据此可见，支撑齐白石开创“红花墨叶”的，绝不是简单地屈服市场，从俗迎合，刻意地迎合市场和主观上满足了社会审美需求不可同一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