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 虾》

据1929 年出版的《工商半月刊》刊载《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一文所载：“第三层为安乐度日的生活程度。这一阶级的人不但不愁吃穿并且常吃适口的食品，不但不愁穿并且常穿舒服又好看的衣裳，不但房子够住并且外表很可观，里面家具应有尽有，也布置的很像个样子，除了能维持身体的健康外或能接长不短的听听戏，看看电影，年幼的儿女都上学读书。即或家中发生意外的不幸也有积蓄的钱来打接应，一年半载不至于塌架。”这一阶层的家庭一年所有支出大约为250元，在今天的北京维持这种开销，大约需20万元人民币。

仅半年时间，20岁的儿子便花费了如此巨款，相当于一个中产的四口之家一年的所有花费。固然，他也责备了儿子不懂事，乱花费，但也仅仅是“责其费多”，并没有太过责备的意思。而且如果不是向来家境丰厚，齐子如又何以敢如此出手阔绰呢？如此看来，自1917年来到北京之后，直至1922年日本画展大获成功之前，齐白石的收入绝不至于如他所说“勉强维持生计”而已。

如果说这一时期齐白石卖画收入还比较丰厚，那么他那句常常为人所引用的话，不免也有夸张之嫌了：“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

2、齐白石的知己，真是绝无仅有吗？

1917年，这次入京确实不似十多年前，闲居夏午诒宅院，常和一众湖南同乡好友唱和，此刻时过境迁，借宿寺庙，其人其画受到一些人的轻慢想来也在所难免。曾有一位自命科榜的“名士”就对其乡村木匠出身很是瞧不上，称“画要有书卷气，肚子里没有一点书底子，画出来的东西，俗气熏人，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呢！”对他很是鄙薄。在《自述》中的这条记载十分突出，但这只是给齐白石触动较深的一件事情，仔细研读他的日记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在齐白石日记中，1917年到1922年之间，常有他和关系密切的各界精英交往活动记录，其中不乏社会名流。记录了姓名的就有：樊樊山、夏午诒、郭葆生、曾熙、杨度、齐如山、梅兰芳、汪颂年、朱悟园、刘霖生、吴东迈、陈半丁、林畏庐等等。这些人不仅是他的朋友，也多是他书画作品欣赏者和收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