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艺术大师齐白石晚年变法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

借助学界近年来整理出版的新材料，齐白石研究者、齐白石曾孙女齐驸近期通过对20年代变法期间齐白石的京华生活进行考证，并以此切入点重新审视齐白石“梅”“菊”两种传统文人画题材，对它们在齐白石变法历程中的风格演变重新进行梳理分析，尝试以新的角度分析齐白石衰年变法的成果和动力。

本文为全文上半部分，从齐白石在北京的生活状况说起，探索其内心对于“变法”的渴望与原因。

196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齐白石口述张次溪录著的《白石老人自传》，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一节说：“到了北京，仍住法源寺，卖画刻印，生涯并不太好，那时物价低廉，勉强还可以维持生计。”民国九年（庚申。一九二〇）一节说：“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我的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了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的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由是，因知音难求门庭冷落，迫于生活压力，齐白石不得已而迎合市场的观点，成为其变法动机，这一判断在过去被广为接受。而在1947年胡适等著《齐白石年谱》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却大有不同，“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丁巳……《自记》云：丁巳避湘乱，串入京华。旧识知诗者樊樊山，知刻者夏午诒，知画者郭葆荪，相晤。璜借法源寺居之，卖画及篆刻为业，识陈师曾（衡恪）、姚茫父（华）、陈半丁……）”，1919年只记录“到京华，重居法源寺，以卖画刻印自活”，以及“是年九月，纳副室胡氏”，未提及生活窘迫；而1920年的关于卖画价格的记载也是只字未提，只是摘录了花果画册上题记“余画梅雪杨补之，由尹和伯处借钩双钩本也。友人师曾以为工真劳人，劝其改变……”25年后重刊此册他还自题一诗：“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此翁无肝胆，轻弃一千年。”表达自己到老年以后殊为后悔放弃八大一路画法，其中略含有市场的因素。

齐白石

在过去的研究中，郎绍君先生和林木先生都曾专门撰文分析研究齐白石衰年变法，涉及其变法的时间阶段、变法的原因、变法期间各题材的具体变化、画家所处的生活环境等，其中郎先生在变法的原因中曾提及个人因素和市场因素，但未有深入论述。齐白石说：“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由此可见，所谓“红花墨叶”与衰年变法是高度相关的，衰年变法的结果在齐白石自己看来就是其所开创的“红花墨叶”。 “红花墨叶”的具体情况缺乏记载，以往研究中对其也只见零星的简言略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