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书画，崇尚的是“宋人笔墨，画以藏境，字以晋帖”为宗。他们在笔墨上，积极倡导“文人画”的艺术修养。认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书画家，就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方可“云烟满纸，丘壑自营”，从而达到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为什么不少明贤之士，喜学宋人书画？因“宋四家”（苏黄米蔡），皆以晋人笔墨风骨为宗，不仅注重文人笔墨的书卷气，更以诗文修养养画中之境。东坡居士曾论书曰：“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又言：“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位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苏大学子论书颇“一针见血”，认为书法必须具备“神、气、骨、肉、血”，若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内含没有“精气神”，也就谈不上“有骨、有肉、有血”，而是通体苍白，毫无生气可言。古人对于书法，就有形象的比喻：“先立、再行、后跑”。也就是苏学士所说的，学书法，必须先练好正书（楷），再学行草。如果连正书都不会写，而写行草。就好像未读过老庄文章，而敢狂放虚言，那将是贻笑大方。林散之先生曾言：“六十方作草”，也就是告诫学书者，先写好正书，到六十写草也不迟。这些古今名人所总结出的学书经验，当为后学者所谨记。到了明末时，山河已是岌岌可危。但依旧出了如黄道周、倪元璐、“青藤白阳”、项墨林、董其昌、陈继儒等一代大家。而其中的陈继儒，是集“书画、诗文、收藏、著述”等身的一位明末大家。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松江华亭（今上海）人，诸生。明末著名的书画家、收藏家、文学家。不喜科举制度，遂绝意仕途。隐居小昆山，后居小佘山。能书通画工诗善文，长于山水，尤精写梅。笔致超逸，意趣萧疏，颇具宋元古法。个性散淡，尤倡导文人画，重画家内含修养，认为“画境在诗外”，此方可“登堂入室”。喜交吴中名士，著述宏富。曾建庙祀乡贤二陆（西晋文士陆机、陆云），乞取四方名花，广植堂前。曰：“我贫，以此娱二先生”，故名“乞花场”，以此对二贤敬重和追念。父亡后，其移居“东佘山”，并在山上筑“东佘山居”，设有“顽仙庐、来仪堂、晚香堂、一拂轩”等。内堂颇淡雅宁静，用来写字作画，蓄存古籍善本、名迹古画。眉公写梅精逸，直逼古人。所制梅品多小帧册页，颇入收藏疋玩之兴。山水少敷色，多写水墨云山，颇具生活意趣。一生书法最喜苏大学士、米元章二公，临摹浸淫时日也最久。虽眉公骨子里诚服二公，然在笔墨的运用上，只是融会贯通，取二公笔墨内涵之“精气神”。因而，在风格笔墨的灵动上，更具妙然风韵。传其曾收藏过颜鲁公《朱巨川告身》真迹宝卷，幸喜之余，遂命其斋为“宝颜堂”。眉公东佘山内还藏有苏东坡《风雨竹碑》、米元章《甘露一品石碑》、黄山谷《此君轩碑》及朱熹《耕云钓月碑》等。闲时常常观赏临摹，对宋诸贤笔墨内含了然于胸。看得出，眉公对宋贤诸家书法从骨子里喜欢。为了探秘古人绘画笔墨，另藏有元倪云林《鸿雁柏舟图》、王叔明《阜斋图》、赵松雪《高逸图》、梅道人《竹筿图》等。对同时代的画家，眉公也十分珍视，主为取长补短，观赏学习。画品有黄道周、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等诸公宝墨。

这幅陈继儒《红梅喜鹊图》（见图），绢本设色，尺寸93.5×46.3厘米。画面清风散淡，构图平中生险，颇具古奥之气。疏淡梅枝清润穿行，点点红梅，吐气寒放。两只写意喜鹊，上下依偎，顾盼有致，颇具动感。有句曰：“檐前喜报登科早，春帖红书第一花。”句写得喜庆吉祥。画作于“戊辰三月”，也就是崇祯元年（1628），是眉公为其词友清瑜所画，应该算得上是眉公晚年所制的上品佳作。画中意趣，洋溢着“文人画”的铮铮傲骨，内含笔致让人如臻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