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现时代中国学设计的若不晓得“包豪斯”，那就不是学设计的。我还有另外一句话可以补充，即“学设计理论的如果不知道《考工记》，便算不得学设计理论的”。

看似啰嗦的“车轱辘话”，重点自然要落在“包豪斯”和《考工记》这两个专有名词上。但，仔细琢磨，我们“学设计”以及“学设计理论”的，又到底有多少朋友曾经认真接触过“包豪斯”，详细阅读过《考工记》？前者有德意志语言的障碍，一时尚难顺利跨越；后者有上古经典留存与书写的“陷阱”，非是想当然者可以绕开。包括你、我在内，真正敢自称了解、熟识，甚至是很好地掌握它们的人，眼下又恐怕罕见。

时间退回到清末，纵然囿于难免的局限而无法大量使用考古出土材料，瑞安孙诒让这位公认的、特别是以“朴学”为考辨方法的“经学”最后一位大家，在其《周礼正义》中关于《考工记》的“疏注”里，却已经为现代科学化的研究，撰写出了一份完美的“综述”，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次“思想的启蒙”。当然，就文本论，与《考工记》牵涉最大的“公案”则是其太不明朗的“身世”——作于何时，又是谁的手笔？继而还与《周礼》这部历来众说纷纭，在儒家学脉内，甚至是与整个中国文化系统里，地位尤其特殊的专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研究并不深入，但借助现今学界已有的可靠工作，以及反复比照、思考，我还是认同其“绝非一人一时一地所作”、“有些材料属于春秋末期或更早，编者间或引用周制遗文”的提法。更具体地，上述问题的答解首推当代学者闻人军的“战国初年齐国官书”说。另外，闻先生还明确谈到，《记》文在战国开始流传后“对于其他诸侯国，可起参考作用而未必有约束力”，同时它与《墨经》所载录的“与古希腊演绎科学相似”的论述，也代表着“先秦科技结构的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只是，墨家学派的理论最终被《考工记》“制车”、“铸造”、“兵器护甲”、“礼乐饮射”、“建筑水利”、“制陶”等25个工种所组成的，以齐国为核心的官手工业、家庭小手工业系统所逐步取代了。（参见 闻人军：《考工记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换言之，尽管“三礼”的“经典”入汉以后逐步成为最紧要的“垄断化”部籍，“精神气质”趋向于“形而上”的运作模式开始对人群产生巨大的控制力。但，这非是说古代没有更深入的、或者更“形而下”的“工艺-设计书写”。即便从严格的“经学”角度展开，在必然的“文本”选择之余，它也需要实际物件的支撑，否则所有“礼法”终将陷入虚无。这，也是步入后世所谓“名物-考据-小学”阶段的关键一环。借此，我们还可以认为，中国的“经典”是集体“有意识”和“无意识”组合下的产物，其起始当然源自日常，但“知识人”（包括工匠）又有对“材料”进行“编辑”的可能和权力，由此也才引发了“雅、俗”等更多复杂的问题。

至于《考工记》的命名，据孙氏言，乃“稽考其事，论而纪识”之意。而“经学史”上成就最突出的“经师”——东汉郑玄——亦叙及，据他所掌握的前代著述与传闻，《考工记》成为《古周礼》所缺失的最后一个部分，即“冬官·司空”章节，是刘汉王朝兴起，于遍访、购求不得的情况下，由还能记忆的“前世”之人（或即一些“儒者”），重新整理并补录定型的。当然，如此登记下来的故事，在两千年左右并不平坦的“礼学”发展历程中，恐怕也仅为比较紧要的版本之一。不过，孙氏取郑氏针对《礼记·少仪》“工依于法，游于说”一句的解释作为开启《考工记》的锁钥，倒因文本的“神秘”而更容易为不少自诩高明的看客所忽视：“法，谓规矩尺寸之数也。说，谓鸿杀（音“晒”，指削减、省、差）之意所宜也”。若再简略些，其“重中之重”，无外乎“法”、“数”两字。

“数”牵连着“大”、“小”的“鸿”与“杀”。它们都触及到具体操持，是造物可视化、可用化等等的真切表现与承载，更是某些“大人”所不乐于掌握、却又会在邪恶的人心和善良的人性之争斗中，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来的一种“高规格”的“设计”，或“算计”。那么，“礼”的意义和本体，便是要在天花乱坠的“说辞”之上讲“法”、讲“尺”和“寸”的“规矩”。甚至，讲一种为“小人”所抛掷，君子却万般珍惜的，通“圣”的且“合宜”的“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