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去评论一张纸币上的图案具有多少艺术性，即使再挑剔的人，也不会对手中的纸币评头论足，而只需关心它们能不能花出去。

当下，很多艺术品正沦为这样的东西，它们价格高企，流通性好，俨然成为一种“硬通货”。那些“不解风情”的人常常忍不住喟叹，比这些好的作品太多了，凭什么它就那么贵？

任何人都可以说不值，但是谁都不能否认它被交易的事实。今天，所有人终于意识到艺术既浪漫，又能赚钱。大家心照不宣地为那些艺术成功者戴上光环，随之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一切都是和谐的模样。而我们这些站在旁边指指点点的人，则表现得像一个失败者那样少不经事。

什么是成功？成功就是财富。多么耳熟？是的，现实的利益导致现实的艺术形态。金钱是每一种成功学的标尺，那当然也是艺术成功家的。比如村上隆，他关于集体创作、个人形象品牌化、销售策略和混迹于奢华的上流社会颇有心得，这也是国内那些硬通货艺术家所擅长的。但是即使是成功如村上隆者，仍然难以掩盖多数旁观者、甚至是村上隆本人对自己死后，客观的艺术评论将推翻生者的一切荣誉的焦虑。

只不过村上隆表露得直接，他直接告诉站在周围观看皇帝新装的人说，看，我什么都没穿。相比之下，中国的那些艺术“成功家”则必须要假装自己正在穿点什么。他们经常需要从传统中寻找护盾，为自己“硬通货”的合理性辩护。这看起来是那么不成熟，就像一个钱币收藏者指着纸币说，你看，还是挺有艺术感的嘛。

事实上，当整个社会都被感染时，想要艺术圈置身事外几乎是一厢情愿。当1979年，阿瑟·米勒于1949年写成的《推销员之死》被引进到中国时，彼时的中国人尚不知道什么是“成功病”。一个饱尝失败的保险推销员在全社会无尽欲望的驱使下，最后只能选择将自己弄死以换取保险公司的巨额赔偿金留给家人。这个国家刚刚结束了十年浩劫，而保险公司要在一年后才成立。阿瑟·米勒担心中国人是否能理解保险推销员一定程度上值得同情，而害死他的究竟是谁。

一个商业文明消失了30年的国家如何反思商业社会？事实上，在那次让阿瑟·米勒倍感担忧的演出中，所有该笑的地方，当时的国人都笑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成功病哪儿都有，所有的错误并不能归咎于个体，从无商业经验的中国人还是感受到了。有人清醒，有人装睡。新华社在当时的报道中直截了当地说，这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垄断。虽然阿瑟·米勒反思的是1940年代，那个开始雄霸全球的商业帝国所感染的成功病，但是从观众的反映看来，这样的反思显然不仅仅局限于商业。

“不解风情”者的评价重要吗？“我认为如何如何”，很多人习惯这样评价那些成功家所生产出的硬通货，但是这重要吗？在一个成功裹挟一切的社会，个体的意志与评判显得微不足道，成者上位，这是基本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