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术馆工会行动，新美术馆，纽约，2019年6月25日. 摄影：Alex Greenberger.

科佩尔代表她的很多同行强调，因学院规模收缩而获得的招聘红利不能白拿；美术馆本身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调整自己的优先事项和运作模式——而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诚如她所言，公众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的是，美术馆董事会在背后拥有的终极权威。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出身背景越来越多样化，他们的价值观注定会与大赞助人-董事会成员所秉持的价值观产生冲突，尤其因为后者的财富盈余越来越倾向于来自私人股权基金不道德的掠夺性运作。比较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此地去殖民”（Decolonize This Place）发起的、最终逼退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董事会副主席沃伦·坎德斯（Warren Kanders）的抗议活动，因为他旗下公司Safariland生产的催泪弹被广泛用于针对难民、移民以及其他公民的军事攻击。另一个例子是南·戈丁（Nan Goldin）针对从鸦片类药物中获取暴利的某些萨克勒家族成员发起的抵制运动。最近比较显眼的是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董事主席莱昂·布莱克（Leon Black）引发的风波（经过劝说，布莱克决定7月1日正式离职，但截至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仍在董事会里。）根据Artnet报道，由于董事会其他成员担心殃及自身，馆长格兰·洛瑞（Glenn Lowry）不得不暂且放下手头其他工作，“跟每个部门坐下来，挨个挨个安抚员工的情绪”，布莱克这位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财务赞助人在董事会里待了这么长时间，显然令所有工作人员的震惊和愤怒都达到了顶峰。

随着MoMA在事件中深受打击，一个新成立的、名为“反国家反帝国主义情绪之国际想象力组织”（Imagination of Anti-National Anti-Imperialist Feelings）（英文缩写IIAAF）的行动团体专门以该美术馆董事会成员为抗议目标也许就毫不奇怪了。该团体发起了为期十周的“抵制MoMA”的行动，最终目标（要求）是“让新局面涌现，把控制权从亿万富翁手里交到工人、社区和艺术家手里。”他们接着表示，“随着MoMA倒下，我们把自己的想象力从其运行轨道上抽离，我们的能量、资源和劳动力将获得解放，一种替代性的结构将应运而生。”

因此，无论道德层面的审视多么重要，这类抗议和不满都不光只是针对个体的道德修养。正如科佩尔所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机构的最终属性，目前很多失调和失衡都可以追溯到董事会管理模式本身。比如，馆长的高额薪酬与其说是因为馆长本人贪得无厌，更多源自董事会之间的竞争。如果某个美术馆的馆长工资更高，这就构成了一种挑战：董事会会觉得，咱们的馆长必须得一样好，于是同等、甚至更高的馆长薪酬就变得顺理成章。如此反复内卷，更进一步合法化了对普通员工工资和福利的限制。

另一个更微妙的方面是，新兴巨富阶层总体上对非富有阶层抱有习惯性的鄙视，因此美术馆馆长的财富水平必须被提到一个过得去的高度，实力雄厚的董事会成员才有可能将其视为同行。尽管很多馆长抵挡住了诱惑，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学者身份，但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一名管理者如何倒向金融行业的价值观，比如以高压对待手下员工为傲，同时伴随一种对工会近乎宗教意味的反感。洛瑞在MoMA员工身上下的功夫在今天这种大环境里显得突出，因为折磨下属是近期几次高管离职的主要原因，估计今后这种例子只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