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三发出土汉朝陶器。　杨勇 供图

“汉代是古代中国真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代，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既要关注舶来品及‘舶来’的域外文化，更应注重‘舶出’的各种汉式文物及汉文化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杨勇研究员表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指两汉时期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前往东南亚及南亚等地的海上交通线。在当时，这是一条政治、外交和大型商贸之路，也是一条中外文化交流之路。

丰富深化汉代海上丝路认识

正在云南罗平县圭山墓群考古工地进行发掘的杨勇研究员，近日应邀通过视频连线在第三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上做《东南亚发现的汉朝文物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学术报告并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他说，东南亚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其沿海及一些岛屿上发现大量与当时海上交通及贸易有关的考古遗存，其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汉朝文物。

他指出，目前，在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地共20余处遗址出土有汉朝文物，这些汉朝文物的出土，再现了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历史图景，是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中外交流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而长期以来，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相关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多以中国境内发现的各种舶来器物或异域文化因素的考察为主，对东南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来自中国汉朝的遗物或汉文化因素却少有问津。

因此，杨勇希望通过对东南亚发现的陶器、铜器、铁器、玻璃器等汉朝文物进行收集和梳理，进而就其反映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关问题，包括当时海上交通的线路、港口以及对外交流的内容、贸易品种类和出海人员的构成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丰富和深化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

他特别说明，在中南半岛的东北部，发现许多汉式城址和墓葬以及汉朝文物，因其背景主要与汉朝的郡县统治及行政管辖有关，故未列入讨论。不过，越南中部沿海的情况稍有不同，这里虽一度属汉代日南郡辖区，但由于太过偏远，且有些地方长期为海洋贸易中心和中转港口，当地所出汉朝文物往往反映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很多重要信息，所以需加以关注。

东南亚发现哪些汉朝舶出文物

杨勇介绍说，东南亚目前发现和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玻璃器等。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是马来半岛上最窄的地方，因处在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要道上，故分布有许多与海上交通及贸易有关遗址。近些年的考古资料显示，位于克拉地峡东岸的考山考遗址及塔差纳县境内一些遗址等，都有关于中国汉朝陶器出土的报道。这些汉朝陶器虽大多碎为残片，但风格依然可辨，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汉代岭南地区最为常见的几何印纹陶，即汉代“岭南类型陶瓷器”；二是江浙地区汉代流行的绿、褐色釉陶和方格状席纹陶器，也称汉代“江东类型陶瓷器”。

两汉时期，陶器作为大规模远洋贸易品的可能性不大。东南亚出土的这些汉朝陶器，推测是航海过程中用于储存水和食物的容器，其或可说明，曾有不少中国人甚至中国的船只到达过当地。而且从陶器种类看，这些中国人和中国船只，既有从南海沿岸出发，也有部分可能来自江浙沿海地区。

东南亚发现的汉朝铜器以铜镜居多，另有容器、炊具、印章、兵器、日常用具和钱币等，主要见于越南、泰国、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其中，铜镜年代涵盖西汉中、晚期至东汉，从形制和纹饰看，它们都是由中国输入，没有类似于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中亚等地发现的在当地制作的“仿汉镜”，部分铜镜的成分分析也显示，其与中国境内发现的汉镜相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汉朝铜镜有不少都出自当地文化的墓葬中，因此，其作为贸易品出现在当地的可能性最大。

杨勇认为，汉朝铜镜的海上丝路考古发现表明，在汉代海外贸易中，铜镜很可能是黄金和丝绸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输出商品种类。一方面，汉代铸镜业十分发达，当时的铜镜产品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还通过贸易等途径不断向域外输出。另一方面，铜镜既可以照容，又有很强的艺术观赏性，对东南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居民来说，无疑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特色商品甚至奢侈品，因而可发挥较高的贸易价值。

铜容器和铜炊具方面，越南中部秋盆江三角洲一处墓地出土釜、盘、碗、鐎壶等6件铜器，这些铜容器和铜炊具与中国特别是两广、湖南等地汉墓所出同类器形制及风格均一致，应是由中国输入。在柬埔寨波赫墓地，也发现一些经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国汉朝输入的铜碗和铜盘。

铜印章目前仅发现于泰国考山考遗址，为两枚一套子母印，子印瓦钮，印文不详；母印龟钮，阳文篆书，似“吕幼公印”四字。从形制特征看，这套铜印章的年代约在西汉晚期至东汉，主人应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在古代中国，印章通常情况下作为随身信物使用，“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既有前往汉朝的海外蕃客，也有很多出海冒险、打拼的中国人。考山考遗址出土的汉朝印章、陶器等遗物，便是重要见证。”杨勇分析说。

铜钱方面，越南秋盆江三角洲曾出土过一些中国汉代铜钱及新莽钱币，泰国北大年港附近也发现过新莽铜钱，这虽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贸易，但这些钱币数量很少，加上海上贸易的不确定性，其似乎不大可能作为流通货币在当地使用，当地人收藏它们并将之随葬于墓中，或只是出于好奇或赋予某种特别的含义。

铜镞方面，泰国考山考遗址出土1件中国秦汉时期常见的三棱锥形铜镞，推测由中国人带来，也表明往来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汉朝使团和商队，可能因风险很大而配备武装。

杨勇指出，铁器方面发现较少，主要见于越南中部沿海的沙萤文化墓葬中，莱宜墓地曾出土过多件可能来自中国汉朝的环首铁削刀；越南南部富和遗址曾发现1件据称来自中国汉朝的铁剑。

玻璃器则在泰国克拉地峡附近遗址出土不少，其中一些玻璃杯残片从器形和化学成分看，很可能是产自广西的汉代低钾石灰玻璃制品。

东汉后中国与岛屿东南亚联系增多

杨勇指出，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线路分布看，越南的秋盆江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以及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是中国汉式器物发现最为集中的地方。显而易见，这几个地方都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繁盛一时的贸易中心。

他说，克拉地峡作为马来半岛上最窄的地方，东西宽仅50余公里。对古代的东西方海上交通而言，克拉地峡被学者形象称为南海与孟加拉湾之间的一块“踏脚石”，穿越它可省去绕行马来半岛南端的数月航程。许多中国汉朝器物出现在马来半岛的克拉地峡特别是其东、西两岸，肯定不是偶然现象，表明汉代中国通往印度等地的海上交通路线，很可能采取了穿越克拉地峡的方式。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从海路前往印度，中途要经过距离很近的两个国家，“步行可十余日”，此段步行极有可能指的就是从陆上穿越克拉地峡的行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克拉地峡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愈加突出，成为汉帝国通往南亚等地的重要通道。

杨勇认为，整体来看，东南亚发现的汉朝文物基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这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发展在时间上大体吻合。关于两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演化，印度尼西亚发现的汉朝陶器和铜镜很值得关注。从年代看，它们大多属东汉时期。这或说明，进入东汉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岛屿地区(也称“岛屿东南亚”)的联系开始增多，而且不断有中国人和中国船只到达当地，甚至有中国人开始在此定居。

可以推断，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后，中国人对东南亚即南洋一带的地理、民族及物产等有一个逐步认识和接触的过程。如果说西汉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环绕中南半岛(即“大陆东南亚”)航行并沟通印度，那么到了东汉，其走向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通向东南亚岛屿地区的一些线路。

他表示，东汉王朝在南洋的开拓，也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相适应：两汉之际，随着黄河流域移民大批南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向东南方向转移，这可能进一步激发了当时的海洋开发意识，并对东汉王朝在南海方向的进取战略产生积极影响；就南洋地区而言，这一时期印度移民的东进，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苏门答腊、爪哇等岛屿地区的开发以及当地与中国交往互动的热情，《后汉书》记载的曾遣使汉朝的叶调国就是此时于当地崛起。

在此背景下，加上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上丝绸之路向这些地方拓展和延伸也就显得理所当然。六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愈发兴盛，除和建都长江流域、面海立国等因素有关外，两汉时期在这方面的积极开拓显然也是其重要基础。

杨勇指出，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但关注重点主要还是中国境内出土的各种舶来器物或文化因素，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域外沿线发现的相关遗存、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器物或汉文化因素却重视不够，这一状况显然不利于揭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全貌，也妨碍了对其内涵的深入探讨。

他强调，作为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物证，对东南亚等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汉朝文物的关注和研究，应当进一步加强并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