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丹青——丝绸之路沿线壁画传摹”展览展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一次文代会、第十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文艺高峰”是整体性概念，在讲话中提到的文艺工作各个领域，“文艺评论”尤其具有语言跨界的整体性。

在人类历史上，文字与图像的关系饱受争议。西方的传统，直到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学者，都认为文字地位优先于图像，必须通过文字阐释，图像的意义才会呈现出来。我们需要追问，在美术批评中，文字与图像的真实关系是什么？

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艺术追求“天人合一”，强调“大音希声”“得意忘言”，甚至认为“道可道，非常道”。而不可以用言语描述之“道”，却可以在山水画中“澄怀观道”，实现“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象”的澄明之境。苏东坡提出“诗画本一律”，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可见，中国古人已具备与整体宇宙观高度统一的艺术观和批评观。在美术批评范畴里，图像、文献、作者、观众、语境等共同组成作品意义的言说体系。

这种言说有着显著的时代印记。如陈传席总结“改变中国画形态的五大理论”，包括顾恺之的“传神论”、宗炳的山水画论、以苏东坡为中心的宋代文人画论、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徐悲鸿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五位既是理论家也是艺术家。唐代以后，“诗书画印”四种语言同时出现在画面上，文字和图像水乳交融，批评家和画家浑然一体，全然没有了界线。

而美术创作充满不可预知性，美术批评更需要跨界的力量。1936年，鲁迅评论珂勒惠支的版画；2001年，钱理群对此发表评论：“珂勒惠支的画与鲁迅的文字已经融为一体，这是东西方两个伟大民族的伟大生命的融合，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男性与同样强有力的女性生命的融合，是真正具有震撼力的。”新兴木刻运动中，鲁迅对苏联、德国、比利时等木刻版画的推崇，与徐悲鸿强调素描一样，从创作主题到木刻技法，目标清晰地指向中国当时亟待解决的时代问题。

以画家石鲁进行的艺术求索以及他所处的时代为例，梳理中国美术批评史这段典型案例，画家的草图、成稿、题跋、日记、书信、文章、诗歌、剧本等，都成为映衬出历史的真实底色不可或缺的证据。这些材料让人看到二十出头的石鲁在读到《毛泽东的自传》后决定放弃富豪家庭生活，毅然赴陕北投身革命工作；更让人看到五十出头的石鲁，逃到四川广元山区，在荒山野地走了50多天，状同野人、九死一生时，还写诗明志此生追求的是共产主义之道路。在美术批评工作中，这些材料的力量是震撼人心的。可以说，在“道”这个天地万物的总规律面前，美术史家、理论家、批评家、艺术家很难再区分文字、图像和身份，而需要开放彼此的领域，整体性地工作，专志追求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美与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