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鲍海春

作者：林新华

说起乐清书法家刘顺平先生，引起人们更多津津乐道的是他的石碑。从他2017年为《刘伯温纪念堂碑记》撰书以来，一发不可收，先后撰书了《刘公谷碑》《重修智广禅寺碑记》，还自费出版了三碑帖，他与石碑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文化界街谈巷议的一段佳话。

提起石碑，不得不溯源文字和石碑的关系。人类文明的产生、延续、传播、发展极大地依赖了文字的发明与发展。据说中国的文字由上古时代的仓颉发明，但我更相信文字是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劳动中共同创造的，仓颉或许仅在文字的整理、规范、统一、使用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国造字的代表人物。

中国的文字先由象形字、篆字繁衍而来，赢政统一六国，自称始皇帝。丞相李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文字，隶体是当时官方的通用文字。后经汉晋历朝演绎，逐渐规范、简化为行书、楷书。

书法作为文字实用之外艺术性、欣赏性较强的书体，始于魏晋时代，盛于其后的历朝历代，它是中华文化灿烂的瑰宝。

二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由于生产力低下，文明尚处于新石器与铜器时代，只能将文字刻在容易镌刻的物体上，如甲骨文、竹牒等应运而生。但这些物体都有一个共同缺点：笨重、不易保存、携带不便和信息量小等特点。唐朝雕刻印刷术和宋朝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逐渐克服了上述缺点，推动了知识的广泛传播，为人类文明播下了熊熊的火种。

拓片  鲍海春

石碑的出现，伴随着铁器冶炼技术的日臻成熟而诞生的；也是儒家思想、建筑文化的综合反映。在古代缺乏文字记录的适合物体，便将重大的人物事件撰刻石碑上，乃所谓的树碑立传。我国最早的石碑始于两汉，盛于魏晋，后经久不衰于历朝历代。当时的官方或民间，为褒奖人物或记载重大事件，便撰刻在石碑上。东汉熹平年间（公元175－184年），蔡邕和堂溪典等奉汉灵帝之命，历时九年，正定《尚书》《周易》《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春秋》等儒学经典文字，镌刻于太学，世称“熹平石经”。碑高丈许，宽达四尺，总计46块石碑，隶书体，成为规模宏大的碑林；字体中规中矩、方平正直，给人产生巨大的视角冲击力。

《熹平石经》刻置之后，名噪一时，史载：“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其盛况可见一斑。其后衍生出墓碑、祠碑、陵碑、堂碑、亭碑、石崖（摩刻）等形形色色的石碑。这些石碑寂静地矗立着，任凭岁月流淌和洗礼，仿佛喃喃自述着沧桑悠长的历史变迁。在缺乏记录工具的古代，石碑成为中国文库的组成部分，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收残缀轶具有重要意义，极具研究、考古、鉴赏和书法价值。

刘顺平先生矢志不渝临池五十余载，古、近代书法名家名帖均一一通临研习，集笔端于变化万千，凸显出轻如行云流水、笔走龙蛇；拙厚之处似雕似刻、似耕如犁；形成了气势磅礴、排山倒海般的大草风格。多年来，刘顺平先生涉足祖国大好河山，见历了许许多多的石崖摩刻和碑林，拓宽了他的知识视野和广博胸怀。汲取了书法艺术精华和受到传统文化熏陶的刘顺平，对书法的理解和认识又有了质的飞跃。刘顺平认为要焕发书法生命力，应当传承书法的传统文化，石碑就是传承和弘扬书法文化的结合点和支撑点。

在当地书界极具影响力并对文史颇有研究的刘顺平先生，其弘扬石碑文化的观点引起文化界的共鸣，求书者众，先后为多地建筑物撰书碑记，为这些雄伟、肃穆的建筑增添了浓厚的一笔，为文化传承勇敢地挑起了他的担当。

2022年7月2日上午，在柳市文昌阁的院子里，人声鼎沸，原来这里正为刘顺平先生撰写的《重建文昌阁碑记》举行树碑仪式。这是继刘顺平先生撰写《刘伯温纪念堂碑记》《刘公谷碑记》《重建智广禅寺碑记》后的又一个石碑力作。

乐清地域狭长，分东乡与西乡。东乡与西乡从语言、姻亲、习俗等方面有不同的区别。西乡以柳市为中心向周边数个乡镇覆盖；柳市形成集镇已近九百余年。相传在柳市后街的一棵榕树下，许多农人以物易物，逐渐形成了集市。受永嘉耕读书风影响，柳市人受学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先后诞生了许多书院，其中最著名的书院便是“瀛洲书塾”（即现在的文昌阁）。

“瀛洲书塾”始建于清嘉庆十六年，由乡贤陈瑞邦首事兴建，是柳市最重要最靓丽的一处文化地标。光绪六年由当地乡人吴郑衡等人重修立碑，更名“文阁”。后历经二次重建，规模与建筑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竣工于2011年的文昌阁为四层阁楼，长檐翘角，青砖黛瓦，红色排窗，掩映在前院郁郁葱葱的百岁古榕之中，在阳光照映下，显得蔚为壮观。

从“瀛洲”两字解读，我们可以想像，在清朝中期，其时人烟稀少，南边为一望无垠的畴陌，三面环河，波光粼粼，鱼跃鸟掠；河堤柳树袅袅，院榕楚楚玉立，金桂馥郁飘香；曲径通亭，拱桥达廊；莘莘学子置身期间，书声朗朗，神清气爽，何其乐哉！名绅吴柳村先生有联赞曰：“文阁起宏猷，龙吟虎啸，堤柳含烟迎旭日；昌时沾化雨，鱼跃鸢飞，蟾宫折桂步青云。”对仗工整，妙趣横生，一幅若隐若现仙境般的书院图景不禁浮上眼帘。

为不负文昌阁重建人胡万昌先生的嘱托，刘顺平煞费苦心，从撰文、书写、寻石、访刻、监制全过程亲历亲为，历尽艰辛，才将石碑赶制出来。其碑文开宗明义曰：“榉水之滨，龙岗山麓，矗立着一座雄伟壮观、气势不凡的古典文化建筑，门楼上悬有‘文昌阁’匾额。登斯阁也，可东瞰龙岗日出，南听瓯海涛声，西接茗山爽气，北瞻玉甑烟云……”末了又云：“阁之周遭碧波荡漾，树影婆娑。水中楼台倒影，游鱼可数，令人宠辱皆忘，心旷神怡。”芸芸四百余字上下呼应，一气呵成，给人留下了无限的遥想和深刻印象。

人们一迈过文昌阁院子的大门，就瞟见《重建文昌阁碑记》赫然矗立在阁前。碑身正面为《重建文昌阁碑记》行楷文字，背面镌着被誉于“永嘉四灵”之一的南宋诗人翁卷的一首《乡村四月》的古诗，乃刘顺平的草书。经考稽，翁卷出生于乐清柳市后街；金兵南侵，江山破碎，后抱着忧国忧民的报国壮志随军抗金。其脍炙人口的《乡村四月》被录入我国小学四年级语文下册教材课本；享有这般的殊荣自盘古开天辟地起，翁卷是当之无愧的温州第一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柳市后街的刘顺平，对翁卷的名望和才气推崇备至，为挖掘翁卷文史不遗余力，走街穿巷常常将翁卷挂在嘴边，为有这样一个梓里文化先贤为豪。遥远的年轮并不能阻隔乐清这二个文化巨擘的惺惺相惜，仿佛刘顺平与翁卷似有千年的乡谊之约。将翁卷的名诗刻在石碑上，是对翁卷最好的纪念，也是对故乡最好的眷恋。

1999年列入乐清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文昌阁，如今成为诸多文艺团体驻会和活动的场所，平日里书画笔会、舞蹈音乐、诗词楹联活动层出不穷，成为群众向往的文化精神家园。而刘顺平的《重建文昌阁碑记》一阳一阴，一楷一草，互为衫映，相得益彰，增添了文昌阁肃穆、雄伟、壮观、厚重的氛围，成为文昌阁一道耀眼的景观，向世人昭示着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