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溪招隐图》董其昌

公元十五至十六世纪，明朝中期，文人画派生机勃勃，英才辈出。生活在苏州附近吴县的画家沈周（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唐寅（1470-1523）和仇英（1498-1552）（“吴门四杰”）继承了元四大家的文人画传统。他们都是世家子弟，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政治的安定和生活的有序是他们绘画创作的时代背景，从而形成了温和抒情的绘画风格，其画面清新典雅，意境空灵清旷。他们共同表达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活在当下，意识静如止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一切都超越了“世俗”。

公元十六世纪，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大量白银，近85%的白银流入中国。白银荡涤之下，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中国萌芽，有钱有闲而有品味的中产阶级诞生。他们虽不是达官显贵，但作为新富阶层，他们自诩为文人雅士，不再满足于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开始通过收藏各种物品来展示自己的财富和眼界，从精美的家具、优雅的瓷器、精密的书籍，到罕见的商周青铜器、名家书画等。私人收藏开始兴起，私人收藏家们认为，书画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最佳艺术表现形式，代表着高雅、品格和品位，这给予了晚明文人画广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晚明时期的书画家兼艺术理论家董其昌（1555-1636）将文人画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认为，文人画代表文化和道德的最高境界，他看不起宋代以来职业画家身上的匠人之气。他亲手梳理了中国文人书画家的谱系，从举世无匹的宋代书家米芾，到“元代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而后是十六世纪“文笔遍天下”的文徵明，最后到董其昌本人。董其昌对于中国绘画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按照绘画风格，把古代大师按照“南北宗”系统加以分类。从此，中国文人画“南北宗”的理论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