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简介】

宫延明，1964年生于山东昌邑市。幼承家学（祖父宫玉琳，号石川老人，张大千先生弟子，已故中国台湾著名书法家，国画家），后师承魏启后、霍春阳等名家。曾在青州、苏州、临汾等地办过个人画展。著作有《宋元遗风 宫延明书画集》、《宫延明花鸟画》等。《人民文艺家》（中国文联出版社）、《艺术家》（天津文联出版社）、《中国书画家》（湖北美术出版社）、《山西工人报》、《青州通讯》《潍坊日报》等多家专业报刊专版报道。2017年成为大唐美术馆重点推介画家，并出版《宫延明画集》。2018年出版《求正问道.宫延明画集》和《雅韵清心.宫延明画集》。现为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联文化艺术品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天津美院霍春阳工作室研究员,天津渤海书画院画家。

 中国书画与时代

 中国书画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文化符号，和诗词文章等都有它的时代性。纵观中国文字的演变，从甲骨到金文、小篆乃至后来的隶、草、楷、行，客观上都代表着各个时代，传统的绘画也都无法回避地体现着每个时代的特征。

 郎世宁强调将西方绘画手法与传统中国笔墨相融合，受到皇帝的青睐，也极大地影响了康熙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的审美趣味。张大千用传统的毛笔去演绎中国画，又接受了西方的绘画元素，于是就有了泼彩。后来也有很多人似乎厌倦了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尝试改革，结果多半都是失败的。至当代，中西交流的渠道多了，西方文化的入侵，东方传统文化的近乎断层，导致了很多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这让书画界的芸芸众生陷入一个误区。如今更是丑书、吼书、射书等横行朝野，形形色色好不热闹。以至于书画界创新思潮此起彼伏，从画展到艺评到网络社会，几乎书画届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一个声音：笔墨当随时代。

 这不难叫人想起石涛和尚。“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初唐盛唐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洒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后人也跟着起哄，因为有了石涛这一幢丰碑，时代之说也从此理直气壮。实际上书画创新从来就不是某个时代的产物，更不是当下某些大师之壮举，而是历朝历代都会有的不甘于审美“疲劳”的 “闲不住”现象。如商鞅变法，吕氏“察今”一样，文化包括书画也都有人主张改革。其实每一位历史留名的一流画家，都是创新性极强的画家。唐顾恺之，宋陆探微，以至于明因主张反传统而遭文氏逐出师门的陈淳。

 但这与时下流行的所谓创新是两回事。古今真正有造诣有成就的书画家，也从来没有人因为数典忘祖弃古奴今而有所建树。书画的每个时代各有风貌，也不是哪个高人主观上“创”出来的。用达尔文的观念来理解，时代之“新”是在继承了传统基因的基础上，一个自然而然潜移默化的结果。甲骨、大小篆、真草隶行都是经过了漫长的进化过程，从董巨、大痴到文董再到后来的清四家，从来都是一脉相承。汉、唐当代的横向变异如《张迁》《礼器》诸名碑以及欧、颜、褚、柳，画家之四王等，同样离不开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不同在于各自的家族基因、社会阶层、价值观念、审美趋向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所导致的认知上的差异，但他们的文化基因等都是亘古不变的。赵孟頫云：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任何一种学问，必于前人基础上循序渐进，如果另劈蹊径，那就有待后人的验证。书法绘画如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营养和规范，就会失去方向性主导性，如行尸走肉般有形无神，无法耐人寻味，也就没有欣赏价值，没有引领时代的能力。书法绘画往小处说是造型，往大里说是造像，是形而之上的艺术。造型者无非悦目，造像者方能赏心。时代书画要想能赏心悦目，启迪后生产生教化功能，就需要文化的滋养，凝聚智慧，顺应天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是个性，是小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多嘴杂，就难免会有些歪理邪说。传统文化能揭露天地宇宙之共有之大像，符合中华民族的公共认知和传统审美，才是文化艺术的初心和使命。

 万物分阴阳，前人是从阴阳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当时并没有什么派别、东西方差异等问题，现在我们大谈西方文化，让艺术反显得太狭隘与奴性。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古今之分。“论画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古今不是本质的问题，古今是时间性的东西，艺术和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平淡、和谐才是艺术的境界。所谓“道不乖时”，他不受时间的制约。

 近现代中国美术一直为时代性问题所困扰，并受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深层文化问题的制约和困惑，从而使中国美术的现代性问题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究其根源，就在于没有传统文化的滋养与向导。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社会性的高水平审美标准的缺失，让整个圈子对文化艺术的认知发生堕落。西方文化的入侵，也在极大程度上架空了东方传统文明。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书画成了敛财的噱头。欲望的迫切加之艺术门槛的降低，使得一些低层次的东西一拥而上，混淆了大众试听，几乎垄断败坏了社会的整个文化生态。当今画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指导下的审美价值，普遍缺乏深刻的理解。相当规模的画家群体，无知则无畏，避开文化，顾左右而言痛快，名曰创新。蚂蚁缘槐夸大地，青蛙坐井笑长天。没有文化，自然会抱残守缺，夜郎自大，自命“中西艺结合”，便可以“前无古人”。 又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外行看热闹，内行人一眼见底：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书画行为的本身，就是个数十年的修行过程，自古英雄多寂寞。时人急功近利，按耐不住奴性尽显。表面上另辟蹊径，实则无非是哗众取宠，附炎趋势。大不了取悦这个时代，附庸某个人、某个阶级的癖好。不可否认的是，除了肚子里缺货，为赋新词强说愁心虚之外，明眼人也不难看出书画界同样摆脱不了某个阶级的司马昭之心。眼下是个无道的艺术界，部分人掌握着话语权，书画也成了产业，为了私人利益说白了就是几两碎银，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使真正有实力的人哑言，不学无术的人跟着辅导班加入了某个协会，拾点牙秽，竟然也盆满钵满。遗憾的是，绘画没有书法功力支撑，造型能力匮乏。没有文化滋养，只有凭一点小聪明奸巧投机。作品看上去云山雾罩霸气十足，实则东施效颦，无病呻吟。

 当下主张创新的那些人，恰恰是误读了石涛本意。实际上石涛这段话是反对所谓“笔墨随时代”的，笔墨对时代的妥协，就会象诗文风气一样。画又如何“犹诗文风气所转”呢？就是说：如果笔墨随着时代，就会跟诗文一样，常常是一代不如一代，到后来就象白开水一直煮，毫无味道了。很显然，这里的“当”，不是“应当”。

 笔墨随时代，是个伪命题。如果说学古人学不好就是自家面目贻笑大方的话，那么崇洋媚外故弄玄虚，就像转基因更是害人不浅。书画作品的时代感，是个短视之见。俗话说，目光有多长生命就有多长。这里的生命不是人的寿命，是艺术思想艺术作品能不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问题。古代文人艺术家之所以能活到今天而仍受到膜拜成为版本，就是因为能够脱离尘嚣，有着丰富的正义的精神含量而耐人寻味。而当今的这些“大师”能活多久，就恐怕不值得期待。这个社会很浮躁，书画圈里也是人人自危。同时反映出的，还有个格局的问题。子贡与绿衣人的典故，说明了人的见识；知一二三四而通万的故事，也再现了当下部分人的盲目自信，毫无敬畏之心，知之不多，道之不少。其实“创新”才是一张遮羞布，其实当下明明是拿对石涛的曲解聊以自慰，其实张大千也不是个时代产物。张大千的临摹与写生，怕是极少数人能够比肩；高其佩指墨画也是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力和文化素养，概括提炼，水到渠成。和古人、高人相比，当下丑书吼书之流，不能代表一个时代，只能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花絮，顶多是个时代的过客，或者叫做时弊。看上去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也正因为如此，才是写给底层人、外行人看的东西，很俗。徐文长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然此言只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中国的文化人要有骨气，敢于直言是真正文人的气节。不能为了权贵低眉折腰，不该为了点嗟来之食而放弃传统尊严，孟子云：贫贱不能移。历史上很多文人都是敢于面对黑暗的现实，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古有铁血丹心的文官文天祥，近有饿死不屈的朱自清，展示了文人独特的气节和风骨，他们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传承，艺术的本源是静心。大地无言承载万物，中华民族从孔孟到庄周都讲究含而不露韬光养晦。中国人崇尚和为贵，讲究宠辱不惊，保持平常心，不张扬不凸显。有阴德必有阳报，有隐行必有明昭。隐是为了更好地充实自己, 不受利益所奴役。这个时代太张扬了，尤其是张扬个性。万物张扬为小，藏和隐才是大道。满招损谦受益，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艺术家当下的使命，是弘扬古道，提高大众的审美能力。一个真正有着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书画艺术家，就要保持初心，又要有足够的耐心，必须要回归到事物的原本。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艺术上也要求博大之境，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化。这样才能成为大家，给社会，给后人留下不朽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