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福州最热闹的城市地标，福建海峡文交所就设在三坊七巷中，与外面的车水马龙相比，成立不久的海峡文交所里更显安静。

叶少波一边介绍他崭新的团队，一边介绍着海峡文交所同样崭新的“福建模式”，“当时定位的时候省里就说不能把‘文化产权’四个字狭隘化，三个运营平台，也结合了福建的实际情况，比如艺术品运营平台、文化产权交易平台和文化产业融资平台。”

当然，传统业务并非海峡文交所所言的崭新模式。作为被指任的总经理，叶少波上任初期刚好面临国家发布对份额化交易的禁止令，但是叶少波有着从上到下甚为完整的资源优势，所以在推出“艺术品交流会”这种模式之后，它的收入让最初的海峡文交所“还没开始挂牌就开始盈利了”。

除了国资背景外，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都市报社和福建东南拍卖有限公司等福建省主要文化企业的联手，很容易让海峡文交所在成立之初便达到了效益的最大化。

“艺术品交流会”便是发挥了民营股东——福建东南拍卖有限公司——的老牌优势，从艺术品征集、专家团队到藏家资源，东南拍卖九年多运营经验的平移的确让叶少波颇感乐观：“我们第一场成交额361万元，第二场170多万，第三场250多万，虽然现在还没做大，但是交易很活跃，而且现在的交易氛围和对文交所平台的认可和信任是我想要的。我们是收10%(佣金)，如果以后做成了每场交易上千万，那么一年十二场下来就很乐观了。”

海峡文交所的创新模式让文交所在艺术市场的交易中，承担了一个艺术品经纪人的角色，作为个体很难取信于买卖双方的经纪人，海峡文交所希望用联合股东的优势和信誉将之取代。

文交所的特有属性

但是很快，叶少波便面临“缺少文交所特有属性”的质疑。这种将艺博会和经纪人角色结合的“艺术品交流会”，多多少少与艺术市场现有的交易模式有所交集或重叠，而这种交集的尴尬还不止体现在“艺术品交流会”中。

福建海峡文交所在此之外还同时实行签约艺术家制度，以经纪人制度与艺术家进行协商制代理，即非完全垄断的代理销售；同时计划在下半年组建第一支艺术品投资基金、组建艺术品杂志、入股文化城……

福建海峡文交所的“福建模式”固然在深陷整顿的文交所中燃起一盏明灯，但是这种大而全的“福建模式”似乎与一二级市场都有交集。尽管叶少波表示金融属性的确是文交所最好的前景，但是对金融属性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现在也只能化成求稳的“曲线救国”。

文交所中有关艺术品的交易模式是否会与艺术市场现有的交易模式有所重叠？又会否带来冲击？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认为：“现在有的文交所转向实物交易，还进行艺术品拍卖，其结果只是会在全国各地发起一些新的拍卖公司，对艺术市场、对拍卖业的影响都不会很大。”董国强强调，文交所如果不做艺术品的份额化交易，其存在的意义就不是很大。

文交所存在的意义

对此问题，记者采访了二级市场的相关人士，然而现在内地各大拍卖行的老总们大多没兴趣接“文交所”这个话茬。在他们看来，一度耸人听闻、令圈内外关注的文交所，已经属于明日黄花，不再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其实，即便是在天津文交所挂牌的艺术品被爆炒的时候，他们和许多圈内人士一样，认为文交所“不靠谱”。究其原因，除了天津文交所的事态发展太荒唐之外，还是因为他们对文交所知之甚少，既不了解文交所创办的初衷，也无法想象其对未来的艺术市场可以发挥的功能。

不过在记者的采访中，唯独董国强对文交所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表示，对文交所一开始有看法，也像许多业内人士那样认为不靠谱，但经过与积极推动文交所创办和健康发展的相关人士深入交流后改变了看法，觉得文交所探索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不失为一种新的市场选择。

他强调，如果政府政策法规健全，有关部门监管力度加强，文交所模式是可以实施的，具备可操作性。因为份额化交易对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有帮助，重要的是这样做不仅成为新的艺术品交易的平台，还给大众参与艺术品提供了有效的渠道。“文交所不是坏事，并非一无是处”。

当前的文交所整顿把矛头针对份额化交易，对此董国强不以为然。他说，份额化能不能搞，关键不是份额化本身有问题，问题出在操作的人。份额化交易的模式并没有问题，大众参与这个形式也无可厚非，完全可以尝试。关键的问题，还是要用制度、用强有力的监管去管理执行者——也就是操作的人。当然，目前文交所的命运，还是要看国家的政策与决策。

尽管董国强认为文交所对二级市场不会带来冲击，但他始终认为，不做份额化交易、而转向实物交易或产权交易的文交所，是失去了文交所本身的意义。

并非交易模式的问题

而在一级市场，对文交所也有着相对一致的声音。在北京中艺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CIGE画廊博览会总监王一涵看来，文交所与艺术基金一样，两者与传统画廊业、一级市场是两码事，也不会带来什么冲击，“到画廊买东西的还是以个人、收藏家为主”。

佩斯北京总裁、北京公社创始人冷林认为文交所是市场延伸的一种方式：“文交所同样属于一个市场延伸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也有疑问，主要是谁去判断这个事，而且它的延续性、它的深度、它的持续性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都有疑问。这是一个新市场，操作的可能性能有多广、多深入，我还不完全特别清楚，到现在我觉得这也是市场延伸的一种手段。”

成都文交所之前发行《致未来》资产包的艺术家钟飚认为，文交所在商业领域其实只是一种常态的商业模式，“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对我来说也挺有意思的。当你不了解的时候，洪水猛兽是挺可怕的东西，当你了解了之后觉得这是一种常识。只不过对艺术界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而且很多人觉得你怎么做这么商业的事情，其实他们忽略了一点，我也是这次认识到的一个概念——艺术的核心价值、学术的核心价值、商业的核心价值，他们都是社会整体生态链不同的环节，所以说各自越独立才可以实现相互之间的能量转换和无界的推进。艺术核心价值由艺术家自己来完成，其他价值由其他环节分工完成，这样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对于资产包这种形式，钟飚认为这只是一种交易模式，就跟画廊一样，“你说做画廊好不好？做拍卖好不好？要看你怎么做，交易模式本身没有好坏，都是应运而生的，任何一种交易模式拍卖都是应运而生的结果，但是怎么做才涉及好坏的问题。大家往往容易把那些好像大家都唾弃的、说的一些不好的现象说成是资产包的问题，其实不是交易模式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

文交所本质：产权交易

“怎么做”的问题本源或许还是来自对文交所概念的框定上，大部分参与文交所设计的人都认为，文交所的核心应该是产权交易。而往往问题总是出在了“大文交所”概念中，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这一块。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明确反对以天津文交所为代表的份额化交易，“我觉得文化产权的交易本质是产权交易，这个产权对文化产权而言就是知识产权、商标专利、版权为主，它交易的是一个商品，要完成产品过渡，要交割的。而艺术品金融化应该算是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用一种资产包的方式，其实本质已经从产权性的商品交易变成股票性质的证券交易。如果它是一个股份化的证券交易，应该去上海、深圳的证券交易所来做这个事情，应该把一个艺术品资产包放到证券交易所来交易，可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公司要想上市，都有着相当严格的资质考评和后期的监管。”

对于份额化交易，向勇表现得更为直接：“天津文交所艺术品份额化交易这种模式，把资产包份额化，拿上钱，这个钱就变成收入了，它又回到产权交易模式变成收入，最多拿出一部分钱打造、炒作，除了付平台的交易费、交易佣金以外还拿出一点儿钱来炒作，因为为了要升值，做展览，做广告，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二道贩子有信心卖给三道贩子，三道贩子有信心去买，为什么有信心去买？他觉得它能涨，为什么能涨？是因为这边发售方已经用他成功交易钱的一部分炒作，但是我们会看到当三道贩子、四道贩子，这个钱的炒作总会花完，因为这个钱没有用于再生产，总有花完的那天一天，最后就是变成击鼓传花，最后就看砸谁手里边。”

向勇认为：“如果文交所找来一笔钱，打一个比方比如他拿齐白石的画，一幅画或者两幅画，我用一个亿买的不是这两幅画，而且这两幅画里面的内涵象征价值进行了多元的产品开发的方案，比如说我把齐白石的画哪些做成箱包，怎么创意设计，哪些做成瓷器，你看瓷器都是来自于某些画，最后整个商业要用一个亿来经营，最后产生利益，你就成为我的股东可以分红，股票可以交易，跟传统企业没有什么区别，要么就是纯粹做这个，所谓的文化产权交易，交易的是版权，是基于版权形态表达的商品，而不是股份，艺术品份额化是权益拆分，是没有办法交割，我20万买一亿分之二十万，你给我切20万，不可能，他只是买了一个权证，没有想要文化消费，它是一套不合理的程序，既不符合证券交易所，又不符合产权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