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40岁的姚启中蹬自行车近8公里，到达北京西城的菜市场，从捡来的毯子底下翻出姜，摆好，然后翻出一个磨得掉皮的笔记本，这个在北京卖了15年菜的男人开始了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写文章。
   赶早市的人看着这个不吆喝的小摊贩，笑他：“你是不是在底下捣弄‘反革命’呢！”、“你个卖菜的卖一称记一称，是不是回去和媳妇交账？”
   这时候，旁边卖菜的同行总会嘻嘻哈哈地抢着替他回答：“搞创作呢，写剧本！”
   “边卖菜边写文，70后家史。”姚启中在笔记本扉页上，用蓝色水彩笔大大地写着。破烂的封面用捆绑青菜的蓝色胶带粘了一层又一层。
   个子不高的老姚脸上晒得黝黑，两只手长满了硬硬的茧，因为总去挖野菜，指甲又黑又秃。大家习惯了称老姚为“老姜”，因为他是菜市场的姜铺老板。在此之前，他还被叫过“咸菜”、“青菜”。他说当“青菜”的时候，日子最不好过，每天赶在天亮之前购置新菜，可等到太阳落山了，还赚不了几个钱。于是，老姚又成了“老姜”。
   “老姜”说，自己最愧疚的是一直没能让孩子过上好日子。3个孩子从小没吃过糖，没玩过玩具，每年只能在大年初一出去玩一天，还只能去抗日英雄纪念馆，因为那里不收门票。所以，他想写个剧本，留给孩子，如果以后他们成了明星要拍戏，就“可以直接拿来用”，拍自己家的故事。
   说这话的时候，老姚一直把手放在膝盖处，黑乎乎的手指捂着裤子上磨出的一个巴掌大的破洞，那是他十几年来仅有的一条裤子。
   虽然衣服脏兮兮的，但他却把“剧本”打理得有条有理。方格纸整齐摞在一起，没有一页折角，担心有错字、涂改，每一页纸他都誊抄过三四遍，封面还用透明胶带粘着，写着“剧本”标题：《爱的呼唤》，“因为我们这个家庭，特别需要爱”。
   虽然叫“剧本”，但里面写的却是老姚一家三代的真人真事。从老姚的父辈在安徽老家只住得起泥房子，到老姚在北京最难的时候全家只有11块钱，再到自己的3个孩子从小跟着菜贩父母长大，老姚的“剧本”被媒体评价为“三代人的贫穷史”。
   “剧本”一共有1000多页，摞在一起的手稿有一尺多高，这个不会打字也不会发短信的“作家”，从2009年开始，整整写了3年，大约有个20万字。

   在里面，他翔实地记着每天的经历。二儿子在北京学武术，获得了许多奖状，有“98份盖钢印的成绩”。他把所有的奖状用塑料纸包好，贴满房间的三面墙，每天晚上睡觉前“一直瞅，一直瞅到眼发酸为止”。
   为了参加儿子的家长会，老姚特意穿上唯一的好鞋——一双左脚“张了嘴”的16块钱皮鞋。进校门以后，他一直“使劲儿用前脚压着走，省得露出脚趾头来”。
   给儿子交学费的时候，老姚从鼓鼓囊囊的怀里掏出一大把“灵钱”(注：零钱)，花花绿绿的纸币掺杂着大大小小的硬币，像是他每天摆的姜块一样撒了一地，“一屋子的学生哄堂大笑，我的脸热得发烫”。
   但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儿子并没有嫌弃卖姜的爸爸，还“很多次当着一大群城里孩子的面”，用手指着，大声宣布，“这就是我爸”！这让他“心里非常安慰”，高兴地回家破天荒地喝点小酒，不过，是超市特价的9.90元一桶的二锅头。
   “只要能给孩子打开一扇门，能在首都蹬一天三轮车，就不会放弃，更不会抛弃。”老姚写道。
   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他形容自己是“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儿子的老师打电话告诉他，“影视发展机会对孩子是很好的平台”，他只在听筒里“嗯，嗯”。其实，“什么叫做平台、机会、影视，一点都理解不开”。
   “我只是个老粗，袖筒子里抡棒槌，直来直去，有啥说啥。”姚启中说。
   看不懂的东西，老姚就去翻孩子的字典，“字典都被弄破好几次”。“朴实：朴素踏实。不卑不亢：既不自卑，也不高傲。”老姚的笔记本里抄着这样的释义。
   为了让“剧本”显得有文化，老姚还跑到超市里，躲在书柜后面，蹲在地上看书，抄写着上面的句子。
   “一人若不敢向命运挑战，不敢在生活中开创自己的蓝天，命运给予他的也许仅是一个枯井的地盘，举目所见只是蜘蛛网和尘埃。”这是老姚抄下的句子。
   一家只有6双鞋的老姚说，动辄数十元的书对他来说太贵了。他家里唯一一件“高档服装”，也不过是趁着超市“拆迁大甩卖”的时候淘来的26元裤子。
   但在他8块钱从工地门口淘来的马甲上，每个口袋里都装着笔，随时准备记录。有时候忘带纸，他就抄在手心上，一路小跑回家，认真誊写在本子上。
   在路边餐馆的电视机里，在便利店卖的贺卡前，在路上随风飘的标语上，老姚记着各种“名言”，比如兔年广告里的“牛气冲天，兔飞猛进”。
   他活学活用，他这么写着，“看着咱们国家这几年多么牛气冲天、兔(突，编者注)飞猛进”，自己也希望姚家能把家庭“苦情”、“清贫”的标签，统统换掉。
   从那时起，老姚早上卖菜又多了一项任务：背诵这些抄来的词语。在近一个小时自行车车程的路上，老姚把巴掌大的小本夹在他那辆55块钱卖来的二手“老飞鸽”自行车的车筐前，一手翻着页，一手握在已经只剩铁架的车把上。
   北京地铁7号线在菜市场外面修建，轰隆的起重机声音混杂着菜场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老姚每天写字的伴奏。

   虽然嘈杂，但似乎谁也打扰不到这位决心写文章的父亲。他把从两元店买来的方格纸拿出来，放在菜摊的台子上。那是一个用4块运输青菜的泡沫盒子搭起来的平台，上面盖着半块捡来的瓷砖。老姚用黑乎乎的手指敲着擦得发亮的瓷砖，咧着嘴笑着：“这就是俺的书桌台。”
   每天早市，老姚就会趴在“书桌台”上，握着孩子上课的笔，聚精会神地写字。只有有人来买姜的时候，老姚才会抬起头，放下笔，帮顾客抓起一把把的姜。
   除了记录自家的柴米油盐，老姚还会记录一些“大事”：“2010年北京高考录取率创历史最高纪录”，“国务院网开通了‘直通中南海’栏目”，“1860年，英法联军毁圆明园”，“火车票实名制了”。
   他还会把日常开销记在笔记本的边边角角上。转悠了4个超市，淘到一件6.90元的老年款的衣服，穿了4年。虽然在西单卖了好几年的青菜，他却从来不知道，几步之遥的菜市场后面，是北京最繁华的购物中心。
   可有时，这个从未在菜市场买过一瓶水、一根冰棍的抠门父亲，又大方得惊人——儿子参加国际武术比赛单程机票6890元，学费7000元，动辄出国一趟，就能花去两三万元……
   在老姚家租住的北京郊区不足7平方米的平房里，早市结束回家的他继续写文章。他坐在小板凳上，床当书桌。小屋照不到太阳，可他还是不舍得打开那盏他站起身就能用头顶碰到的灯泡。
   他写给自己的孩子，“富裕家庭有七彩迷人的照明灯，可是咱家租住的小院上空有无数颗繁星”，“他们家有自己的私家路，咱们家门前有一直延伸的地平线”。
   有时候他还会黑色幽默一把：“他们家有私家豪华轿车，可是咱们家也有符合国家环保、绿色环保不烧油的人力三轮车。”
   在菜市场写“剧本”的老姚引来了不少记者采访，人们对他的称呼从“老姜”一下子变成“姚编”、“姚导”。老姚还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可他不知道“美联社”并不是自己理解的“美丽联合的合作社”，而是一家国际知名通讯社。
   “俺写的这些事，在国外也能看到？”听到消息的他瞪大眼睛，“让国外也看看，在咱们中国，也能‘咸鱼翻身’！”
   老姚喜欢在儿子放假的时候，带着他在市场转悠，只要遇到认识的人，就扯着嗓门儿，用手比划着，大声宣布：“这是俺二儿子。”
   菜市场许多商贩都知道老姚有个了不起的儿子，练武术，拿过好多比赛第一名。在他对面摆摊的布店老板都能准确地背出老姚儿子去过的地方，“香港、澳门，美国，出过好几次国”。
   “你看咱们家和下棋子一样，走到这一步多不容易了。”老姚对孩子说，“我不会低调，就会男高音。”
   站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角落，现在的老姚已经能像个大作家一样，面对着举着话筒的电视台记者，有模有样地说着自己的“创作计划”：“目前我写了20万字了，这是第一部分，以后还要写儿子的大学生活，最后能有50万字。”
   就在他说话的间隙，他身旁的同行高声吆喝着，“大葱便宜卖了”，还时不时会有背着购物袋的大妈皱着眉头挑选着老姚的姜，嘟嘟囔囔地要砍价。
   姚启中厚厚的手稿被记者和出版社翻了个遍，可最重要的读者却都还没有读过。3个孩子从没机会仔细读过父亲的“著作”。因为老姚说，“这是秘密”。
   而他的秘密，早已经被这位农民工父亲，藏在密密麻麻的日记里了：“我姚启中40岁的人了，从未穿过一双暖脚的棉鞋。我不奢望孩子成名，我希望，孩子每年冬天，到小摊上，买双棉拖鞋暖脚，行吗？”